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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府裡(1)

我說了那幾句漂亮話，匆匆走進了國民軍把守著的北府大門。我在父親的書房裡坐定，心想我這不是在王府裡，而是進了虎口。我現在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處境有多大危險。我臨出宮以前，曾叫人送信給宮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讓他們從速設法，營救我逃出國民軍的掌握。這時，不但他們的奔走情形毫無消息，就連外邊的任何消息也都無法知道。我很想找人商量商量，哪怕聽幾句安慰話也好。在這種情勢下，我的父親讓我感到了極大的失望。 　　他比我還要驚慌。從我進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沒有好好地站過一回，更不用說安安靜靜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語地走來走去，就是慌慌張張地跑出跑進，弄得空氣格外緊張，後來，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請求他說：「王爺，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辦法，先打聽一下外邊的消息呀！」 　　「想想辦法？好！好！」他坐了下來，不到兩分鐘，忽然又站起來，「載洵也不露面了！」說了這句牛頭不對馬嘴的話，又來來去去地轉了起來。 　　「得打聽打聽消息呵！」 　　「打，打聽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轉眼又走進來，「外邊不，不讓出去了！大門上有兵！」 　　「打電話呀！」 　　「打，打電話，好，好！」走了幾步，又回來問：「給誰打電話？」 　　我看實在沒辦法，就叫太監傳內務府大臣們進來。這時內務府大臣榮源住進了外國醫院，治神經病去了（兩個月後才出來），耆齡忙著搬移我的衣物，處理宮監、宮女的問題，寶熙在照顧未出宮的兩位太妃，只剩下紹英在我身邊。他的情形比王爺好不了多少，一個電話也沒打出去。幸虧後來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師傅們陸續地來了，否則北府裡的慌亂還不知要發展到什麼地步。莊士敦在傍晚時分帶來的消息是最好的：經過他的奔走，公使團首席公使荷蘭的歐登科、英國公使麻克類、日本公使芳澤已經向攝政內閣外交總長王正廷提出了「抗議」，王正廷向他們保證了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這個消息對北府裡的人們起了鎮定作用，但是對於我父親，好像「劑量」還不足。莊士敦在他的著作裡曾描寫過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間大客廳裡接見了我，那間屋子擠滿了滿洲貴族和內務府的官員……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說明三位公使拜訪外交部的結果。他們已經從載濤那裡，知道了那天早晨我們在荷蘭使館進行了磋商，所以他們自然急於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會見時的情形。他們全神貫注地聽我說話，只有醇親王一人，在我說話的時候不安地在屋裡轉來轉去，顯然是漫無目的。有好幾次忽然加快腳步，跑到我跟前，說了幾句前言不搭後語的話。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時更加厲害了。他每次說的話都是那幾句，意思是「請皇上不要害怕」——這句話從他嘴裡說出，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顯然要比皇帝驚慌。當他把這種話說到四五次的時候，我有點不耐煩了，我說，『皇帝陛下在這裡，站在我旁邊，你為什麼不直接和他說呢？』可是，他太心慌意亂了，以致沒有注意到我說話的粗魯。接著，他又漫無目的地轉起圈子來…… 　　那天晚上，我父親的另一舉動，尤其令我不能滿意。 　　莊士敦到了不久，鄭孝胥帶著兩個日本人來了。從「東京震災」捐款時起，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就和我的「股肽」們有了交際，羅振玉和鄭孝胥來到紫禁城之後，又和日本兵營有了往來。鄭孝胥這時和東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性商定了一條計策，由竹本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帶著一名醫生，假裝送我進醫院，把我運出北府，接進日本兵營。鄭孝胥帶著中平大尉和日本醫生村田到了北府，說出了他們的計策，但是遭到了王公大臣和師傅們的一致反對。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很難混過大門口的士兵，即使混過了他們，街上還有國民軍的步哨，萬一被發現，那就更糟糕。我父親的態度最為激烈，他的反對理由是這樣：「就算跑進了東交民巷，可是馮玉祥來找我要人，我怎麼辦？」結果是鄭孝胥和日本人被送出大門去了。 　　到了次日，北府的門禁突然加嚴，只准進，不准出。後來稍放鬆一點，只許陳、朱兩師傅和內務府大臣出進，外國人根本不許進來。這一下子，北府裡的人又全慌了神，因為既然國民軍不把洋人放在眼裡，那就沒有可保險的了。後來兩個師傅分析了一下，認為歷來還沒有不怕洋人的當局，王正廷既向三國公使做出保證，料想他不會推翻。大家聽了，覺得有理，我卻仍不放心。話是不錯，不過誰知道大門口的大兵是怎麼想的呢？那年頭有句話：「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黃郛和王正廷儘管如何保證，離我最近的手持兇器的還是門口的大兵。萬一他們發作起來，就怕一切保證都不頂事。我越想越怕，後悔沒有跟鄭孝胥帶來的日本人出去，同時心裡也埋怨父親只考慮自己，卻不顧我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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