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紀事本末·浚六塔二股河

浚六塔二股河(1)

　　仁宗天聖五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六年八月，河決於澶州之王楚埽。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慶曆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秋七月，河複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

　　「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于古道。夫動大眾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眾，勞民費財，不精謀慮于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群議一搖，尋複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今又聞複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余裡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于兩路聚大眾，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複，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逾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者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裡，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啇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年，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盪，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儉之年，聚三十萬之大眾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複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複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複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複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雲：可以全回大河，使複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複。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複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複故道。未幾，又決于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複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複，所複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裡。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複屢決，理不可複，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工料，但雲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比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雲銅城已東地勢鬥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複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複，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于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複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帝不聽，卒從仲昌議。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複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複決，溺兵夫，漂芻槁，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使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禦名有嫌，而大興鍤㔉，非便。」詔罷其役。令禦史吳中複、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五年春正月，議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裡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八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甯，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未幾，又並五股河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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