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禮志(4)_學達書庫

禮志(4)

　　晉江左注，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魏制，蕃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為常。晉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解，卻在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複，不得從本數。朝禮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授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此禮遂廢。

　　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曆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樽，蓋杜舉之遺式也。畫為虎，宜是後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漢以高帝十月定秦旦為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朔猶常饗會，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晉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詔曰：「慶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裡郊中是也。晉氏南遷，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謂陽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太壇，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于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于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修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于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世祖崩，前廢帝即位，以郊舊地為吉祥，移還本處。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為樂游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為北湖，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于白石村東。其地又以為湖，乃移于鐘山北京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還舊處。

　　南郊，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齋之朝，禦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眾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史牽牲入。到榜，稟犧令跪白：「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繭栗二頭，群神用牛一頭。醴用翽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用蒼玉。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槁，晉江左用蒯。車駕出，百官應齋及從駕填街先置者，各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禦服龍袞，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攢。太祝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興。群臣皆再拜伏。治禮曰：「興。」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詣罍盥。黃門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太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又引光祿升壇，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送神，跪執匏陶，酒以灌地。興。直南行出壇門，治禮舉手白，群臣皆再拜伏。皇帝盤，治禮曰：「興。」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體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之。治禮舉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壇，火半柴傾。博士仰白：「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天子有故，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終獻，猶太常、光祿勳也。北郊齋、夕牲、進熟，及乘輿百官到壇三獻，悉如南郊之禮；唯事訖，太祝令牲玉饌物詣坎置牲上訖，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禮舉手曰：「可埋。」二十人俱時下土。填坎欲半，博士仰白：「事畢。」帝出。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出矣。魏及晉初，儀注雖不具存，所損益漢制可知也。江左以後，官有其注。

　　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于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于東，秋分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時也。《漢郊祀志》，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為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己醜，夕月於西郊，此古禮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義也。《尚書大傳》，迎日之詞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於郊。」吳時郎陳融奏《東郊頌》，吳時亦行此禮也。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車駕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複為無定制。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為大。」案此詔，帝複為親朝日也。此後廢。

　　殷祠，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之。致齋之日，禦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之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訖。治禮、謁者各引太樂、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凡禘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為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晉氏又有陰室四殤，治禮引陰室以次奠爵於饌前。其功臣配饗者，設坐於庭，謁者奠爵於饌前。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也。四時祭祀，亦皆於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

　　晉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為制。太康中，有司奏議，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詔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擇上旬他日。」案此則武帝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複止也。晉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晉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禮，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昔漢靈帝世，立春尚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毆殺陌使于南書寺，於是詔書曰：「議郎蔡邕、博士任敏，問可齋祠不？得無不宜？」邕等對曰：「按上帝之祠，無所為廢。宮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寬，可齋無疑。」寧非不知有此議，然不從也。魏及晉初，祭儀雖不具存，江左則備矣。官有其注。

　　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進熟，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司行事。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國西北戌城地，祠儀比泰社。日月將交會，太史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台，伺候日變。更伐鼓于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日複常，乃皆罷。」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蝕之。祝史請所由，叔孫昭子曰：「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伐鼓於社；諸侯用敝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又以赤絲為繩系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責之。合朔，官有其注。

　　昔漢建安中，將王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不。共詣尚書令荀文若諮之，時廣平計吏劉劭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文若及眾人鹹喜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由此顯名，魏史美而書之。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為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答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為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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