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貨志·鹽(4)

鹽(4)

　　政和元年，詔商旅願依熙、豐法轉廊者，許先次用三路新鈔算請，往他所定價給賣。優存兩浙亭戶額外中鹽，斤增價三分。已而張察均定鹽價，視紹聖斤增二錢，詔從其說，仍斤增一錢。議者謂：「異時鹽商於榷貨務入納轉廊，惟視東南諸郡積鹽多寡，鹽多則請鈔者眾，所入亦倍，其闕鹽地，客不肯住。在元豐時遠地須豫備二年或三年，次遠一年至二年，最近亦半年及一年，謂之準備鹽，而後鈔法乃通。紹聖間遵用舊制，廣有準備，故均價之後，課利增倍。謂宜嚴責轉運司般運準備鹽外，更及元豐準備之數，則鈔法始通，課利且羨。亭戶煎鹽官為買納，比舊既增矣，止用元豐舊價自可，況用新價，而有本錢，複加借貸，何慮不增？若斤更增一錢，虛費亦大。」詔施行之。六路通置提舉鹽事官，置司於揚州，未幾罷。

　　議者複謂：「客人在京榷貨務買東南末鹽者，其法有二：一曰見錢入納，二曰鈔面轉廊。今既許三路文鈔得以轉廊，若更循舊制，許以見錢入納，則客旅之錢，當入於榷貨，而不入於兼併，見錢留于京師，客旅走于東南。」詔採用焉。又有謂：「舊法聽以物貨及官錢鈔引抵當，所以扶持鈔價，不大減損，昨禁之非是。其舊轉廊鹽鈔，販至東南，轉運司乃專以見錢為務，致多壅閼。」於是複鈔引抵當，一如其舊。末鹽以十分率之，限以八分給末鈔，二分許鬻見緡，後又增見緡為三分。

　　二年，江寧府、廣德軍、太平州斤更增錢二，宣、歙、饒、信州斤增錢三，池江州、南康軍斤增錢四，各以去產鹽地遠近為差。是歲，蔡京複用事，大變鹽法。五月，罷官般賣，令商旅赴場請販，已般鹽並封樁。商旅赴榷貨務算請，先至者增支鹽以示勸。前轉廊已算鈔未支者，率百緡別輸見緡三分，仍用新鈔帶給舊鈔三分；已算支者，所在抄數別輸帶賣如上法。其算請悉用見緡，而給鹽倫次，以全用見緡不帶舊鹽者為上，帶舊鹽者次之，帶舊鈔者又次之。三路糴買文鈔，算給七分東南末鹽者，聽對見緡支算二分，東北鹽亦如之。自余文鈔，毋得一例對算。複置諸路提舉官。於是詔書褒美京功，然商旅終以法令不信為疑，算請者少，乃申扇搖之令，增賞錢五百緡。

　　三年，以商人承前先即諸州投勾，乃請鹽於場，留滯，罷之。若請鹽大帶斤重者，官為秤驗，乃輸錢給鈔。時法既屢變，蔡京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囊以三百斤，價以十千，其鬻者聽增損隨時，舊加饒腳耗並罷。客鹽舊止船貯，改依東北鹽用囊，官袋鬻之，書印及私造貼補，並如茶籠篰法，仍禁再用。受鹽、支鹽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場者管秤盤囊封，納于倉者管察視引據、合同號簿。囊二十，則以一折驗合同遞牒給商人外，東南末鹽諸場，仍給鈔引號簿；有欲改指別場者，並批銷號簿及鈔引，仍用合同遞牒報所指處給隨鹽引；即已支鹽，關所指處籍記。中路改指者仿此。其引繳納，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鹽未全售者毀引，以見鹽籍於官，止聽鬻其處，毋得翻改。大抵皆視茶法而多為節目，欺奪民利，故以免究盜販、私煎、大帶斤重為名，而專用對帶之法。客負鈔請鹽，往往厄不即畀，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聽帶給舊鈔之半。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扇搖之法，季輒比較，務峻督責以取辦。

　　四年，以遠地商販者稀，鹽倉以地遠近為敘，先給遠者。繼令搭帶正鹽，期一月不買新鈔，沒官，而剩鹽即沒納。五年，偽造引者並依川錢引定罪。六年，以產鹽州軍大商弗肯止留，其用小袋住賣者聽輸錢二十給鈔，毋得輒出州界。

　　宣和二年，詔六路封樁舊鹽數輸億萬，其聽商旅般販，與淮、浙鹽倉即今鹽鈔對算。四年，榷貨務建議：「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為錢六七十；今米價石兩千五百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寧會定鹽價，買鹽折算，酌以中價，斤為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虧公稍多。欲囊增為十三千入納，而亭戶所輸並增價，庶克自贍，盜販衰止。」於是舊鹽盡禁住賣，而籍記、貼輸、帶賣之令複用焉。

　　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于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者甚眾。崇甯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概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複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為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複更鈔；已更鈔，鹽未給，複貼輸錢，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

　　時有魏伯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榷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伯芻年除歲遷，積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而党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算請，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昧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禦府頒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於此。

　　于時禦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蔭並處極坐，微至於鹽袋鯗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詔：「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多，計口敷及嬰孩，廣數下逮駝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歎。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較已罷而複用，抄劄既免而複行，鹽囊既增而複止，一囊之價裁為十一千，既又複為十三千，民力因以擾匱，而盜賊滋焉。

　　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賣舊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黼當國，循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黼方用事，專務害民，剝下益上，改易鈔法，甚于盜賊。然今不改覆車之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申限焉。

　　南渡，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為石，六石為袋，輸鈔錢十八千。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二稅，依皇祐法輸鹽，立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詔淮、浙鹽令商人袋貼輸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鹽法。十有一月，詔淮、浙鹽以十分為率，四分支今降旨符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輸錢，至是複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酷矣。三年，減民間蠶鹽錢。四年正月，詔淮、浙鹽鈔錢每袋增貼輸錢三貫，並計綱輸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九月，以入輸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及今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尚未絕，乃命以先後並支焉。

　　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鬻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灶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余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余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灶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

　　淳熙八年，詔住賣帶賣積鹽，以朝廷徒有帶賣之名，總所未免有借撥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鹽商吳傳言：「國家鬻海之利，以三分為率，淮東居其二。通、泰、楚隸買鹽場十六，催煎場十二，灶四百十二。紹興初，灶煎鹽多止十一籌，籌為鹽一百斤。淳熙初，亭戶得嘗試鹵水之法，灶煎至二十五籌至三十籌，增舊額之半。緣此，鹽場買亭戶鹽，籌增稱鹽二十斤至三十斤為浮鹽。日買鹽一萬餘籌，其浮鹽止以二十斤為則，有二十萬斤，為二千籌，籌為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內除船腳錢二百文，有一貫六百三十文。其鹽並再中入官，為鈔錢四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緡。又綱取鹽一代並諸窠名等，及賣又多稱斤兩，亭戶饑寒，不免私賣。若朝廷嚴究，還其本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至是，詔還通、泰等州諸鹽場欠亭戶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

　　甯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剩鈔名為正支文鈔給算，與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鈔多弊，故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為貧民者矣。開禧二年，詔自今新鈔一袋，搭支舊鈔一袋；如新鈔多於舊鈔，或願全以新鈔支鹽，及無舊鈔而願全買新鈔者聽，以新鈔理資次。嘉定二年，詔淮東貼輸鹽錢免二分交子，止用錢會中半。三年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直，袋賣官會百貫以上。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貫，三務場朱印於鈔面，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賣及一百萬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並為舊鈔，期以一年持赴倉場支鹽，袋貼輸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鹽之大略也。

　　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余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監三十余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寶慶二年，監察禦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鬻鹽實賴于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為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為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徵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複見於今日矣。」從之。紹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罷上虞、余姚海塗地創立鹽灶。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余萬袋，民食貴鹽，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複鹽額、收買散鹽為務，歲終尚書省課其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率享其利。嘉定以來，二三十年之間，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望付有司集議，孰為可行，孰為可罷，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盛？」從之。五年，申嚴私販苛征之禁。

　　寶祐元年，都省言：「行在榷貨務都茶場上本務場淳祐十二年收趁到茶鹽等錢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貫有奇，比今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視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例倍償之，以勵其後。」有旨依所上推賞。四年五月，以行在務場比新額增九千一百七十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二貫有奇，本務場並三省、戶部、大府寺、交引庫，凡通管三務場職事之人，視例推賞，後以為常。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鹽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余萬，皆由台閫及諸軍帥興販規利之由。」於是複申嚴私販之禁。

　　五年，朱熠複言：「鹽之為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為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累累灶戶，列處沙洲，日藉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為市。卻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閫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有旨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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