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選舉志·科目(2)

科目(2)

　　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試策滅裂，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箴、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為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系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並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既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為法尤密，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隳故事，複如舊。

　　時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是冬，詔罷入學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眾，以為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罷。」

　　會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髮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漫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邪？其踵習新體，澶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請申前詔，揭而示之。」

　　初，禮部奏名，以四百名為限，又諸科雜問大義，僥倖之人，悉以為不便。知制誥王珪奏曰：「唐自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鹹亨、上元增其數，亦不及百人。國初取士，大抵唐制，逮興國中，貢舉之路浸廣，無有定數。比年官吏猥眾，故近詔限四百人，以懲其弊。且進士、明經先經義而後試策，三試皆通為中第，大略與進士等，而諸科既不問經義，又無策試，止以誦數精粗為中否，則其專固不達于理，安足以長民冶事哉？前詔諸科終場問本經大義十道，《九經》、《五經》科止問義而不責記誦，皆以著於令。言者以為難於遽更，而圖安於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輕易焉。」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浸失渾淳。歐陽脩知貢舉，尤以為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

　　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裡，以贊鄉大夫廢興。」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鹹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檢察，偽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

　　時以科舉既數，而高第之人驟顯，欲稍裁抑。遂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鎖廳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仁宗之朝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議者以間歲貢士法不便。乃詔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取未行間歲之前四之三為率，明經、諸科毋過進士之數。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乃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由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於誦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禦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議者多謂變法便。直史館蘇軾曰：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無知人之明，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

　　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複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以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

　　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複、石介。使複、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

　　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為進士者，乃得所增之額以試。皆別為一號考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慕向改業也。

　　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法。或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于習法豈所宜緩。昔試刑法者，世皆指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為榮。」乃詔悉試。帝嘗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徒，常數百人。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縉紳，多恥此學。舊明法科徒誦其文，罕通其意，近補官必聚而試之，有以見恤刑之意。」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舊特奏名人試論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材，然愈於以詩賦取人爾。」舊制，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試於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特立一額。後複令存諸科舊額十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每一試，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舊制，禮部已奏名，至禦試而黜者甚多。嘉祐始盡賜出身，近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該特奏而預正奏者，定著於令，遞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今特奏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複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為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于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增重不已。」遂詔定特奏名考取數，進士入四等以上、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試者計之，毋得取過全額之半，是後著為令。

　　時方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為一經。尚書省請複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敘名在及第進士之上。舊明法最為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欲加試《論語》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依科目次序。」詔近臣集議。左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複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今天下學官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于《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專經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谷梁》、《儀禮》為中經，《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書》，《周禮》得兼《儀禮》或《易》，《禮記》、《詩》並兼《書》，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並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用經義定取捨，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複詩賦，上多向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非均，其後遂通定去留，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

　　光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謹，惟懼玷缺外聞。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許各舉一人。凡試進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後分路別立額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無其人則否。預薦者不試於州郡，惟試禮部。不中，許用特奏名格赴廷試，後以為常。既而詔須特命舉乃舉，毋概以科場年上其名。

　　六年，詔複通禮科。初，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禮》，熙寧嘗罷，至是始複。凡禮部試，添知舉官為四員，罷差參詳官，而置點檢官二十人，分屬四知舉，使協力通考；諸州點檢官專校雜犯，亦預考試。

　　八年，中書請禦試複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才八十二人。」於是詔：「來年禦試，習詩賦人複試三題，專經人且令試策。」自後概試三題。帝既親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許改。紹聖初，議者益多，乃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廷對仍試策。初，神宗念字學廢缺，詔儒臣探討，而王安石乃進其說，學者習焉。元祐禁勿用。至是，除其禁。四年，詔禮部，凡內外試題悉集以為籍，遇試，頒付考官，以防複出。罷《春秋》科，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既而複立《春秋》博士，崇甯又罷之。

　　徽宗設辟雍于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自此，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五年，詔：「大比歲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遠士即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得免試入學者，多當官子弟，而在學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其貧且老者甚病之，故詔及此，而未遽廢科舉也。大觀四年五月，星變，凡事多所更定。侍御史毛注言：「養士既有額，而科舉又罷，則不隸學籍者，遂致失職。天之視聽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職如此，疑天亦譴怒。願以解額之歸升貢者一二分，不絕科舉，亦應天之一也。」遂詔更行科舉一次。臣僚言：「場屋之文，專尚偶麗，題雖無兩意，必欲厘而為二，以就對偶；其超詣理趣者，反指以為澹泊。請擇考官而戒飭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強為對偶者，庶幾稍救文弊。」

　　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額，正奏名賜第者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隸大閹梁師成為使臣或小史，皆賜之第。梁師成者，于大觀三年嘗中甲科。自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逾此年之盛。然雜流閹宦，俱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凡士不繇科舉若三舍而賜進士第及出身者，其所從得不一。凡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優，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當否，大較猶可取也。崇甯、大觀之後，達官貴胄既多得賜，以上書獻頌而得者，又不勝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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