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軍之失敗_清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八自立軍之失敗

　　德宗光緒二十六年，秋七月，秦鼎彝起兵於安徽之大通，不克，走日本。鼎彝，湖南長沙人，一名郵，又名俊傑。上年秋，東渡日本遊學，是年二月返滬。時康有為等居日本，以保皇會名義募集海外華僑鉅款，使劉陽、唐才常在滬招集同志，為內應，將圖大舉，一時聲勢頗震動，湘陽林圭奕因漢上之眾以應之。鼎彝乃自滬至皖之大通，運動水師弁卒，共圖起事，並與皖撫衛隊管帶孫道毅深相結納，密輸軍大予之，以為響應計。方與漢上約期併發，為大通保甲局委員許鼎霖偵悉，告密巡撫王之春，下令戒嚴。彝見事泄，倉猝發難，督率水師，佔領鹽局，局員錢綬甫逃，防營管帶蕭鎮江守中立。之春聞警，派營官邱顯銘率所部至通捍禦，並令蕪湖防營統領李本欽就近率大隊來通，以助軍勢。鼎彝揮兵搏鬥甚力，卒以兵單寡敗績，餘眾四散，鼎彝僅以身免，仍走日本。

　　汪鎔謀起事於湖南，事泄自殺。鎔，安徽人，幼從父宦游湖南。自德據膠、澳，感於外患日亟，創設白話報於蕪北，以開通民智自任。未幾，政變，朝士被殺者六人，株連甚眾，鎔憤然曰：「康某日言變法，為清廷效忠，尚不見容于滿人，橫遭誅竄，天下事尚可為乎？」因鼓吹益力。及是年五月，拳匪亂作，開釁列強，大局益危。時唐才常倡破壞於滬上，林圭等謀舉事於漢皋，鎔亟思結合湖南會黨，以為發難地。大會湘省志士于定王台，以掣於經濟之缺乏，不能大有所設施，複赴漢約師期。時主南路者，為清泉楊暨，主西路者為武陵何來堡，均謀響應。未幾，大通失敗，湘撫俞廉三迎合督臣張之洞意旨，大索黨人。鎔兄鑒以縣佐候缺長沙，熱中於進，乃告密于劣紳王先謙，凡與鎔有連者，悉羅列無遺。先謙上之廉三，乃緹綺四出，鎔方自漢歸，聞被捕，始知為兄所賣，仰藥死之。複逮其次兄瑤，下之獄。鑒敘功，得保知縣。

　　唐才常謀起兵湖北之漢口，事發被殺。先是，長沙畢永年幼讀衡陽王氏遺書，慨然具種族思想。弱冠後，即結納鄉中會黨，以為異日利用地。瀏陽潭嗣同深敬其人，因與締交。政變之前數日，永年至北京，觀察政局，造康有為，語不合，乃為書抵嗣同，曆陳利害，勸之行。嗣同不果，永年遂東渡。嗣同卒及於禍，永年至日本，晤廣東香山孫文、日本人宮崎寅藏，與語，皆大合，旋揩日人平山周回華運動，出入湘省者凡三次。偕各會黨首領赴香港，組織興中會。自湘、鄂至長江一帶，兩粵、閩、浙之間，皆為所鼓動，方謀克期大舉，以乏餉械故，遲遲未發。時有為得保皇會款，才常欲因其資，聯絡嗣同舊部師襄等發難南方，為嗣同復仇，方別有所組織，永年亦才常反，因往說之，以勤王光復相與辨論一日夜，卒以宗旨不合，永年慟哭而去，棄為僧，居粵之普陀，所部遂歸於才常。密佈長江上下游，窺武漢，欲因而襲取之，為根據地。才常複組織正氣會於上海，以為機關，尋易會名為自立，開國會于張園，志士至者數千，公推香山容閎為會長，福建候官嚴複為副會長，才常為總幹事，林圭及長沙沈藎皆幹事。

　　圭，湘陰人，為才常弟子，而亦永年摯友也。初遊學日本，上年冬返國，偕行者，慈利李炳襄、田邦璿，武陵蔡鐘浩，長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建議欲著手湖南之運動。挈一日本人，擬建立學校或報館、譯書局，暗設自立會機關部，不果行。圭乃至漢口，設自立國會，散放富有票，起自立軍，分地段以設旅館，為會友及其他黨徒往來寄宿之處，而東南獨立之基礎已立。其旅館在漢口者曰賓賢公，襄陽曰慶賢公，沙市曰制賢公，荊州曰集緊公，嶽州曰益賢公，長沙曰招賢公。刊佈會章，稱新造自立之國。其規條有不認滿洲為國家，及本國會深懍危亡等語。分立五軍，以大通為前軍，鼎彝統之；安慶為後軍，邦璿統之；常德為左軍，龍陽陳猶龍統之；新堤為右軍，藎統之；漢口為中軍，圭自統之。而推才常為督辦，分途增募兵勇數十營。上游則界四川之宜昌，下游則界江西之武穴，南則界湘之荊州，北則界漢之襄陽、隨州、當陽、應山、麻城，中路則沔陽、新堤、沙洋、嘉魚、蒲圻、崇陽、監利，皆其勢力範圍所及。諸事粗定，值北方拳亂事作，圭思利用此時機而起，促才常發上海。才常至漢，定期是月十五日大舉，以部署未整，緩之。而長江防範嚴，軍耗不能達大通，至期而大通已舉事，以後路不及響應，無援而潰。後屢遷期，而二十五，而二十九，至是，事敗，時二十七夜也。

　　才常、圭、炳寰、邦璿及長沙瞿河清、向聯陞，沅陵王天曙，湖北潛江傅慈祥，廣東香山黎科、黃自福，福建漳浦鄭保晟，直隸宛平蔡成煜，同系者十三人。翌日，又捕獲七人，皆見害。方才常之在漢也，嘗藉日本人為通殷勤于鄂督張之洞，諷以自立軍，將擁之挈兩湖，宣言獨立。之洞先頷之。故當自立軍之厚集兵力，時時過江點兵。又大通前軍之敗，距是時已十餘日，之洞固皆熟聞之，而不予發覺，然卒狐疑莫能自定。才常以之洞無複可望，乃示絕於之洞，而揚言于外人曰：倘張之洞奉滿廷之偽諭以排外（是年五月，聯軍攻大沽，之洞電奏北京，言臣應不帶兵北上禦敵，恭候朝命。後為江督劉坤一阻止）吾必先殺張之洞以自任保護外人之事。語浸聞於之洞，繼又偵知才常等之所為，與己絕反對，且將佈告在漢各國領事，據武昌獨立。之洞乃突發而擒之。才常題詩獄壁中，有剩好頭顱酬故友，無真面目見群魔之句。

　　圭為人沈鷙有條理，主持軍中一切交通之力甚大，而其謀國之忠，曆境之艱，尤為同人中之傑出者。炳寰志趣弘偉，文思敏瞻。從圭治軍書，遇事贊畫，翩翩記室才也。邦璿魄力尤雄，學識絕流俗，自安慶計劃失敗，退至漢口，遺詩數章，讀之皆凜凜有生氣。慈祥、科保晟、成煜四人，乃留學日本陸軍學生，時以暑假歸，與謀，不數日而及於難。永年宗旨主急進而多方略，與人交開誠佈公，故群賢樂為之用。漢事未起以前，一夫倡說，舉國同聲，皆永年一人十餘年前奔走呼號之力也。自是湖北殺人無虛日，以護軍營二百人駐漢口鐵政局，形跡之稍涉嫌疑者皆不免，約死百餘人，湖南數亦稱是。蓋湘撫俞廉三承之洞旨，任用劣弁劉俊棠、楊明遠、熊海門，劣員王祖蔭等，要功覬利，恣意搜索，同時兩湖騷然。其在湖南死事之最著稱者，汪鎔外，為唐才中、蔡鐘浩、何來保、方成祥、徐德、姚小琴、李生芝、汪楚珍、李英、徐崑、陳保南、易瑞林、李廣順、莫海樓、仇長庚、李如海、沈竹亭及臬幕李運航，駢死者亦百余人，惟楊暨走免。才中自其兄才常被逮於漢口，以脫於難，奔新堤，旋入湘以集軍，遂及於難。鐘浩治事機警，始從才常部署於漢上，事敗返武陵，方有所謀畫，忽被逮。來保被執於辰州，檻送長沙殺之。生芝於漢上事敗之後，複于慈利聯合沙市會眾，成十余營，圖再舉，時有「慈利官班子」之號。其勢力範圍之大，可以概見。運航以漢寓檢查信據，得其寄予炳寰家書，言及進兵湖南事，有曰：「一路來，當為王者之師，毋得殺戮過甚。」遂以是定讞。逾年，廉三複名，捕長沙舒閏祥。閏祥聞之，憤言曰：「士可殺不可辱。」因飲藥以殉。

　　沈藎起兵於湖北之新堤，附近之崇陽、監利及湖南之臨湘、沅州、湘潭各起應之，皆敗績。藎在新堤，聞漢上以迂緩失事，亟起發難於新堤，而崇陽、監利與湖南臨、沅、潭等邑群起響應。時因中軍已失，人心渙散，師遂潰。黃南陽、李壽金、曾廣文、王昌年皆被執，死之。藎走武昌。

　　二十九年夏六月，沈藎被執于京師，命立斃杖下。藎自新堤失敗之後，欲著手中央之運動，乃走北京，至天津。時聯軍屯聚於津沽，藎通刺謁聯軍諸將士，而與日帥尤治謀藉奉魁案以盡複滿族，因條列諸凶名及其罪款，致諸聯軍。於是載勳、啟秀、載漪、載瀾之徒，分別誅竄幾盡，聞者稱快。藎既居北京二年，時值聯俄黨與俄人訂密約於北京，藎偵知之，悉為揭載於日本各新聞，於是政府備受東京留學生及各友邦之詰責。有內務府郎中慶寬者，前以身家不清，為禦史鐘德祥所劾，籍其家。既落職，日思複官不得。嘗隨劉學詢至海外，謀捕康有為，亦不獲。

　　又檢討吳式釗，初亦自附於新黨，後以沈鵬事牽連禠職。二人固皆識藎，欲陷之以圖開複。乃相與協謀，發藎以上三事，先商之鄂督張之洞、前駐日使臣李盛鐸，然後因權閹李蓮英以告密，即日傳旨步軍統領，協同工巡局，捕藎於城內三條胡同。既上獄，太后命毋庸覆奏，捶斃之。乃以竹鞭鞭背，至四時之久，血肉橫飛，慘酷萬狀，而猶未死，以繩勒其頸始絕。時月之初八日也。自藎慘死後，國中輿論大嘩。上海人士大開追悼會於愚園，男女至者及千。外人亦大不平，以為中國政府如此野蠻，各國實難以平等相待，惟有以強硬手段，使之恐懼。而外部疊接駐紮各國使臣警報，謂各國政府觀於此事，逆料中國居大位者，將有不得久安之勢。且有某某等國將重翻庚子庇匪舊案，索當時罪魁之倖免者，於此時再行正罪。英外部大臣藍斯唐更於上議院論及此事之非，故各西報持論，皆謂沈藎之死，震動人心，較之日俄開戰尤當。

　　編者曰：自立軍，世人所謂勤王之師也。因其會章有曰：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忠君愛國之實，以濟時艱，人遂指為保皇之鐵證。然其序則有曰：低頭腥膻，自甘奴隸。又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其軍中之真相，究為何若？但觀其詞氣之閑，已有隱隱流露者矣。蓋平心論之，是時內地風氣未開，聞談民權變法者，莫不色駭而卻走。唐氏固知之，以為中國有數千年之習慣，即滿清有三百年之馴伏，非藉忠君愛國之名詞，不足以號召天下。故一時人傑，如畢永年氏、余杭章炳麟氏，皆常以此相駁詰，而唐氏勿顧也。不然，當日軍中之健將，如林圭氏、秦鼎彝氏、汪鎔氏、沈藎氏，皆天縱之才，豈輕為人所嬲合者。況後此之特起民軍以光復我漢族者，即出於自立之軍將也。是則唐氏及當年在事諸同人之隱志，又烏可不亟為揭明之，以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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