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會計_學達書庫

會計

　　順治初，既除明季三餉，南服諸省尚未底定，歲入本少，而頻年用兵，經營四方，供億不貲，歲出尤钜。至九年，海宇粗定，歲入則地丁等款徵銀二千一百二十六萬兩有奇，鹽課徵銀二百一十二萬兩有奇，關稅等銀一百余萬兩，米、麥、豆之徵本色者五百六十二萬石有奇。歲出則諸路兵餉需千三百余萬兩，王公官俸各費需二百余萬兩，各省留支驛站等款三百余萬兩。其後兵餉增至二千四百萬兩，地丁亦至二千五百余萬兩。

　　康熙之初，三藩叛逆，歲入地丁等款，自二千六百余萬減至二千一百余萬。二十一年，三藩削平，歲入地丁等銀複至二千六百三十四萬兩有奇，鹽課銀亦至二百七十六萬兩有奇，關稅等銀二百余萬兩，米、麥、豆之徵本色者為六百三十四萬石有奇。雍正初年，整理度支，收入頗增。

　　至乾隆三十一年，歲入地丁為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兩有奇，耗羨為三百萬兩有奇，鹽課為五百七十四萬兩有奇，關稅為五百四十余萬兩有奇，蘆課、魚課為十四萬兩有奇，茶課為七萬兩有奇，落地、雜稅為八十五萬兩有奇，契稅為十九萬兩有奇，牙、當等稅為十六萬兩有奇，礦課有定額者八萬兩有奇，常例捐輸三百余萬，是為歲入四千數百余萬之大數，而外銷之生息、攤捐諸款不與焉。

　　歲出為滿、漢兵餉一千七百余萬兩，王公百官俸九十余萬兩，外藩王公俸十二萬兩有奇，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兩有奇，武職養廉八十萬兩有奇，京官各衙門公費飯食十四萬兩有奇，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備用銀五十六萬兩，採辦顏料、木、銅、布銀十二萬兩有奇，織造銀十四萬兩有奇，寶泉、寶源局工料銀十萬兩有奇，京師各衙門胥役工食銀八萬兩有奇，京師官牧馬牛羊象芻秣銀八萬兩有奇，東河、南河歲修銀三百八十余萬兩，各省留支驛站、祭祀、儀憲、官俸役食、科場廩膳等銀六百余萬兩，歲不全支，更定漕船歲約需銀一百二十萬兩，是為歲出三千數百余萬之大數，而宗室年俸津貼、漕運旗丁諸費之無定額者，各省之外銷者不與焉。

　　自是至道光之季，軍需、河工、賑務、賠款之用，及歷次事例之開，鹽商等報效修河工料之攤徵，凡為不時之入與供不時之出者，為數均钜。然例定之歲入歲出，仍守乾隆之舊。是以乾隆五十六年，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兩，歲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兩。嘉慶十七年，歲入銀四千十三萬兩，歲出銀三千五百十萬兩。道光二十二年，歲入銀三千七百十四萬兩，歲出銀三千一百五十萬兩，均有奇。咸豐初年，粵匪驟起，撚、回繼之，國用大絀。迄于同治，歲入之項，轉以釐金洋稅大宗，歲出之項，又以善後籌防為钜款。

　　光緒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讀王先謙奏：「舊入之款，如地丁雜稅、鹽務雜款等，共四千萬，今止入二千七八百萬。新入之款，如洋稅一千二百萬，鹽釐三百萬。舊出款，如兵餉、河工、京餉、各省留支四千萬，今止支二千四五百萬。新有出款，如西征、津防兩軍約一千萬，各省防軍約一千萬。」

　　十七年，戶部奏更定歲出歲入，以光緒七年一年歲出入詳細冊底為據。言：「臣部為錢糧總匯之區，從前出入均有定額。入款不過地丁、關稅、鹽課、耗羨數端，出款不過京餉、兵餉、存留、協撥數事，最為簡括。乃自軍興以來，出入難依定制。入款如扣成、減平、提解、退回等項，皆系入自出款之中。出款如撥補、籌還、移解、留備等項，又皆出歸入款之內。匯核良非易易。此次所辦冊籍，以地丁、雜賦、地租、糧折、漕折、漕項、耗羨、鹽課、常稅、生息等十項為常例徵收，以釐金、洋稅、新關稅、按糧津貼等四項為新增徵收，以續完、捐輸、完繳、節扣等四項為本年收款。除去蠲緩未完各數，通計實入共收銀八千二百三十四萬九千一百九十八兩，是為銀收。以陵寢供應、交進銀、祭祀、儀憲、俸食、科場、餉乾、驛站、廩膳、賞恤、修繕、河工、採辦、辦漕、織造、公廉、雜支等十七項為常例開支，以營勇餉需、關局、洋款、還借息款等四項為新增開支，以補發舊欠，豫行支給兩項為補支豫支，以批解在京各衙門銀兩一項為批解支款。除去欠發未報各數，通計實出共支銀七千八百十七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兩，是為銀支。原奏並及錢收、糧收、錢支、糧支，實為明覈。今按十七年歲入歲出之籍，入項為地丁二千三百六十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兩，雜賦二百八十一萬有一百四十四兩，租息十四萬一千六百七十二兩，糧折四百二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八兩，耗羨三百萬四千八百八十七兩，鹽課七百四十二萬七千六百有五兩，常稅二百五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兩，釐金一千六百三十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一兩，洋稅一千八百二十萬六千七百七十七兩，節扣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九百四十四兩，續完七百十二萬八千七百四十四兩，捐繳一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七十六兩，均有奇。統為歲入八千九百六十八萬四千八百兩有奇。出項為陵寢供應等款十三萬五百五十九兩，交進十八萬兩，祭祀三十三萬六千七百三十三兩，儀憲七萬四千八百七十九兩，俸食三百八十四萬一千四百二十四兩，科場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餉乾二千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驛站一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有九兩，廩膳十一萬二千有二十九兩，賞恤五十二萬五千二百十六兩，修繕二百二十萬九千七百四十八兩，採辦四百有三萬三千九百有三兩，織造一百有三萬四千九百十五兩，公廉四百五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三兩，雜支三十萬三千二百七十八兩，勇餉一千八百二十六萬八千三百十三兩，關局經費三百十四萬四千六百十六兩，洋款三百八十六萬一千五十一兩，補支一千二百七十七萬五千五百二十五兩，豫支一百七十四萬二千七十三兩，解京各衙門飯食經費各項支款三百四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三兩。統為歲出七千九百三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十一兩。」

　　再三年為甲午，朝鮮役起，軍用浩繁，息借洋款、商款。及和議既定，又借俄、法、英、德之款付日本賠款，增攤各省關銀一千二百萬兩，益以滙豐、克薩、華商各款本息，及新增宋慶等軍餉，共八百萬。蓋歲出之增於前者二千萬。迨於庚子，複釀兵禍。辛醜約成，遂有四萬五千萬之钜，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萬兩有奇。二十九年，以練新軍，複攤各省練兵經費，而各省以創練新軍，辦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籌之款。奉天一省警費至三百余萬兩。湖北一省撥提地丁錢價充學費者六十萬兩。捐例停於二十七年，以練兵複開，至三十二年複停。

　　庚子以後新增之徵收者，大端為糧捐，如按糧加捐、規複徵收丁漕錢價、規複差徭、加收耗羨之類；鹽捐如鹽斤加價、鹽引加課、土鹽加稅、行鹽口捐之類；官捐如官員報效、酌提丁漕盈餘、酌提優缺盈餘之類；加釐加稅如菸酒土藥之加釐稅、百貨稅之改統捐、稅契加徵之類；雜捐如彩票捐、房鋪捐、漁戶捐、樂戶捐之類；節省如裁節綠營俸餉、節省河工經費、核扣驛站經費、節省各署局經費之類；實業如鐵路、電局、郵政收入，及銀行、銀銅元局、官辦工廠商局餘利之類。出款自賠款、練兵費、學、警、司法諸費外，各官署新增費亦為大端。

　　宣統二年，度支部奏試辦宣統三年預算，歲入為類八：曰田賦，經常四千六百十六萬四千七百有九兩，臨時一百九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兩，皆有奇。曰鹽茶課稅，經常四千六百三十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五兩。曰洋關稅，經常三千五百十三萬九千九百十七兩。曰常關稅，經常六百九十九萬一千一百四十五兩，臨時八千五百二十四兩。曰正雜各稅，經常二千六百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二兩。曰釐捐，經常四千三百十八萬七千九百七兩。曰官業收入，經常四千六百六十萬八百九十九兩。曰雜收入，經常一千九百十九萬四千一百有一兩，臨時一千六百有五萬六百四十八兩。附列者為類二：曰捐輸，五百六十五萬二千三百三十三兩。曰公債，三百五十六萬兩。皆臨時歲入。歲出為類十八：曰行政，經常二千六百六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兩，臨時一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八十四兩。曰交涉，經常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一百有三十兩，臨時六十二萬六千一百七十七兩。曰民政，經常四百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八兩，臨時一百三十二萬四千五百三十一兩。曰財政，經常一千七百九十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兩，臨時二百八十七萬七千九百有四兩。曰洋關經費，經常五百七十四萬八千二百三十七兩，臨時九千一百六十三兩。曰常關經費，經常一百四十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二兩。曰典禮，經常七十四萬五千七百五十九兩，臨時五萬四千有三十七兩。曰教育，經常二百五十五萬三千四百十六兩，臨時一百四萬一千八百九十二兩。曰司法，經常六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九兩，臨時二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兩。曰軍政，經常八千三百四十九萬八千一百十一兩，臨時一千四百萬有五百四十六兩。曰實業，經常一百六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五兩。曰交通，經常四千七百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兩，臨時七百有八十萬四千九百有八兩。曰工程，經常二百四十九萬三千二四百兩，臨時二百有二萬二千有六十四兩。曰官業支出，經常五百六十萬四百三十五兩。曰各省應解賠款、洋款，三千九百有十二萬九百二十二兩。曰洋關應解賠款、洋款，一千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五百四十七兩。曰常關應解賠款、洋款，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兩。曰邊防經費，一百二十三萬九千九百有八兩。附列者為類一：曰歸還公債，四百七十七萬二千六百十三兩。統為歲入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二千七百兩有奇。歲出三萬三千八百六十五萬兩有奇。十二月，資政院覈覆，於歲入有增加，於歲出有減削。次年即值變更國體，故有預算而無決算。蓋自光緒三十三年，度支部即奏准令京師各衙署及各省實報歲入歲出，又於各省設財政監理官以督之。凡昔日外銷之款項，與夫雜捐陋規之類，及新定之教育、司法、實業、軍政、外債諸費，皆列於簿書期會，故較順治、康熙之出入多至十倍。茲錄之以見一代財政之盈虧焉。

　　其軍需、河工、賑務、賠款之钜者，乾隆初次金川之役，二千余萬兩。准回之役，三千三百余萬兩。緬甸之役，九百余萬兩。二次金川之役，七千余萬兩。廓爾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萬兩。臺灣之役，八百余萬兩。嘉慶川、湖、陝教匪之役，二萬萬兩。紅苗之役，湖南一省請銷一千有九十萬。洋匪之役，廣東一省請銷三百萬兩。道光初次回疆之役，一千一百余萬兩。二次回疆之役，七百三十萬兩。英人之役，一千數百萬兩。咸豐初年粵匪之役，二千七百萬，其後江南大營月需五十萬兩，徽甯防營月需三十萬兩，則一年亦千萬。湖北供東征之需者，歲四百余萬，湖南亦不貲。而北路及西南各省用兵之費不與焉。同治中，曾國藩奏湘軍四案、五案，合之剿撚軍需，共請銷三千余萬兩。李鴻章奏蘇滬一案、二案，合之淮軍西征兩案，共請銷一千七百余萬兩。左宗棠奏西征兩案，共請銷四千八百二十余萬兩。此外若福建援浙軍需，合之本省及臺灣軍需，截至三年六月，已逾六百萬兩。四川、湖南援黔軍需，歲約四百萬兩，積五年二千萬兩。雲南自同治二年至同治十二年，請銷軍需一千四百六十余萬兩。而甘肅官紳商民集捐銀糧供軍需者，五千余萬兩，再加各省廣中額學額計之，當不下數萬萬。光緒中，惟中法之役用三千余萬兩。若西征之餉，海防之餉，則已入年例歲出，不複列。

　　河工，自康熙中即趨重南河。十六年大修之工，用銀二百五十萬兩。原估六百萬兩，迨蕭家渡之工，用銀一百二十萬兩。自乾隆十八年，以南河高郵、邵伯、車邏壩之決，撥銀二百萬兩。四十四年，儀封決河之塞，撥銀五百六十萬兩。四十七年，蘭陽決河之塞，自例需工料外，加價至九百四十五萬三千兩。浙江海塘之修，則撥銀六百余萬兩。荊州江堤之修，則撥銀二百萬兩。大率興一次大工，多者千余萬，少亦數百萬。嘉慶中，如衡工加價至七百三十萬兩。十年至十五年，南河年例歲修搶修及另案專案各工，共用銀四千有九十九萬兩，而馬家港大工不與。二十年睢工之成，加價至三百余萬兩。道光中，東河、南河於年例歲修外，另案工程，東河率撥一百五十余萬兩，南河率撥二百七十余萬兩。逾十年則四千余萬。六年，撥南河王營開壩及堰、盱大堤銀，合為五百一十七萬兩。二十一年，東河祥工撥銀五百五十萬兩。二十二年，南河揚工撥六百萬兩。二十三年，東河牟工撥五百十八萬兩，後又有加。咸豐初，豐工亦撥四百萬兩以上。同治中，山東有侯工、賈莊各工，用款二百余萬兩。光緒十三年，河南鄭州大工，請撥一千二百萬兩。其後山東時有河溢，然用款不及道光之什一。

　　賑務，康熙中，賑陝西之災，用銀至五百余萬兩。乾隆七年，江蘇、安徽夏秋大水，撫恤、正賑、加賑，江蘇給被災軍民等米共一百五十六萬石有奇，銀五百五萬兩有奇。安徽給被災軍民等米八十三萬石有奇，銀二百三十三萬兩有奇。十八年，以高郵運河之決，撥米穀一百十萬石，銀四百萬兩，賑江蘇災，此其最钜者。其後直隸、山東、江蘇、河南、湖北、甘肅諸省之災，發帑截漕及資於捐輸者，不可勝舉。嘉慶初，山東曹、單等縣災，賑銀米合計三四百萬兩。六年，以直隸水災，撥賑銀一百萬兩，截漕米六十萬石。江蘇、安徽、山東、河南諸省之因災賑恤者，節次糜帑，均不下數十百萬。資於捐輸者，如十九年江蘇、安徽之災，至二三百萬兩。道光十一年，撥江蘇賑需銀一百余萬兩。二十七年，賑河南災銀一百余萬兩。二十八年，賑河北災銀一百三十八萬兩。二十九年，撥江蘇等四省賑災銀一百萬兩。而安徽、浙江之截留辦賑者，皆近百萬，江蘇一省則一百四十余萬，此外尚多，而官紳商民捐輸者尚不與。光緒初，山西、河南、陝西之災，撥帑截漕為數均钜，合官賑、義賑及捐輸等銀，不下千數百萬兩。鄭州河決，賑需河南用銀二百五十余萬兩。時各省有水旱之災，輒請開賑捐。直隸自十六年之水至二十一年海嘯之災，用銀七百余萬兩。山東自十一年後，頻年河溢，至二十五年，用銀七百余萬兩。江蘇自十五年之水至二十四年淮、徐、海之災，用銀五百余萬兩。二十七年秦、晉之災，則開實官捐以濟之，為數至七百六十萬兩有奇。

　　賠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寧之約，二千一百萬兩。咸豐庚申之約，一千六百萬兩。光緒辛巳伊犁之約，六百余萬兩。乙未中日之約，並遼南歸地，二萬三千萬兩。至辛醜公約，賠款四萬五千萬兩而極。以息金計之，實九萬萬餘兩。

　　清代田賦徵糧之數，乾隆三十一年，為八百三十一萬七千七百石有奇。江蘇、安徽、山東、河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自歲漕京師外，留充本省經費。直隸、奉天、山西、陝西、甘肅、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則全充本省經費。光緒十年，新疆改行省，歲徵糧二十七萬一千石有奇，亦全充本省經費。吉林、黑龍江之徵米者亦如之。各省駐防旗營官兵、綠營兵丁皆支月米。凡留充本省經費者，大率供旗綠營月支米豆之需，有餘則報糶易銀候撥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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