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鹽法(3)

鹽法(3)

　　河東自嘉慶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價一文，較乾隆課額已增至十六萬餘。十七年加入吉蘭泰活引，又六萬餘兩。河東鹽向侵淮岸，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票，反灌河東，而商力益困。乃將活引減半，河工加價減二成，既由招商變為舉報，又變為簽商，破產者眾。咸豐二年，命戶部侍郎王慶雲往查。尋奏定留商行票，分立總岸，商運鹽至，發販行銷，裁革州縣陋規銀二十七萬餘兩，運城商廳所攤公費七萬餘兩，並知池價踴貴，由坐商銷乏，將畦地出租，坐食銷價，夥租者按年輪曬，先曬者盜挖鹽根，囤私肥己，故每名價至百二三十兩。於是嚴禁，定白鹽不得過六十兩，青鹽不得過四十兩，澤、潞節省等銀攤入通省引內，每引九分，另籌經費辦公，每引七分，並酌加鹽斤，計成本引僅一兩六錢，商情悅服，原將活引之半及加價二成完納。未幾，殷商九十餘家，以急軍需，共捐銀三百萬，給永免充商執照，改為民運民銷。山西、陝西、河南為官運官銷，刪除河工活引節費名目，定每斤徵課銀三釐五毫，每名合銀百五兩，較前增七萬余，此咸豐四年也。時長江梗阻，河東以侵淮綱大暢，先後加河南靈寶口岸引三百名。

　　山西岢嵐等食土鹽十三州縣，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惟陝甘鹽池舊轄於河東。康熙二十八年，改令花馬小池歸甘肅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自咸豐五年，陝西巡撫王慶雲議改課歸地丁。慶雲旋調山西。吳振棫之奏言：「陝民貧乏，若徵鹽課，力實不遑，小民納無鹽之課，駔儈賣無課之鹽，事殊欠允。請飭豫省改招為便。」諭與慶雲會商。尋改為官民並運。時庫款支絀，部議令河東抽釐濟餉。巡撫以難行，第於額引加引，每名各取羨餘，約加銀五萬。直隸總督因海防亦請加斤加價，庚申綱遂加引六百名，辛酉綱加五百名，共加銀四十八萬，然惟辛酉綱全完。旋值陝回亂，撚匪竄河南、陝西，銷路驟塞，乃酌停加引。

　　兩淮于咸豐三年，以江路不通，南鹽無商收賣，私販肆行，部議令就場徵稅。四年，複令撥鹽引運赴琦善、向榮大營抵餉。怡良旋奏易引為斤，每百斤抽稅錢三百，以二百四十文報撥，以六十文作外銷經費。時湖廣總督、江西巡撫皆以淮引不至，請借運川、粵鹽分售於太湖南北，江西則食閩、浙、粵之鹽。部議由官借運，不若化私為官，奏准川、粵鹽入楚，商民均許販鬻，惟擇堵私隘口抽稅，一稅後給照放行。

　　北鹽自軍營提鹽抵餉，遂為武人壟斷。提督李世忠部下赴壩領鹽，棧鹽不足，輒下場自捆，夾私之弊，不可究詰。同治三年，禦史劉毓槐疏請整頓。事下江督曾國藩。國藩疏論：「淮南鹽務，運道難通，籌辦有二難。一在鄰鹽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粵私而兼閩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濟食，官亦藉以抽釐，勢不能驟絕。一在釐卡設立太多。淮鹽出江，自儀徵以達楚西，層層設卡報稅，諸軍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臣思辦法不外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自鄰鹽侵佔淮界，本輕利厚，淮鹽難與之敵。查之既煩，堵且生變。計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化私為官，淮鹽亦得進步。現已諮湖廣、江西各督撫，將鄰私釐金加抽，待至淮運日多，銷路日暢，然後逐之而申其禁，此疏銷之略也。近年楚西之鹽，每引完釐在十五兩以上。今改逢卡抽收為到岸銷售後匯總完釐。前收十五兩有奇，今楚岸祗十一兩九錢八分，西岸九兩四錢四分，皖省四兩四錢。既減釐以便商，人先售而後納，此輕本之略也。商販求利，皆原價昂，然往往跌價搶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販，但求卸物先銷，不肯守日賠利。其後彼此爭先，愈跌愈賤，雖欲挽回以保成本，不可得也。現于楚西各岸設督銷局，鹽運到岸，令商販投局掛號，懸牌定價，挨次輪銷，時而鹽少，民無食貴之虞，時而銷滯，商無虧本之慮，此保價之略也。鹽法首重緝私。大夥私梟，不難捕拏，最易偷漏者，包內之重斤，船戶之夾帶。現改複道光三十年舊章，每引六百斤分八包，每包給滷耗七斤半，包索二斤半，共重八十六斤，刊發大票，隨時添給，並于大盛關、大通、安慶等處驗票截角，如有重斤夾帶，即提鹽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鄰鹽者，亦另給稅單，苟無單販私，即按律治罪，此杜私之略也。」

　　又論：「淮北鹽務，有必須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漕臣以清淮設防，令場商每包捐鹽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繳不便，改每運鹽百包，帶繳五包，其應完鹽課及售出鹽價，雖經吳棠奏明作為清淮軍需，但錙銖而取之，瑣屑而派之，殊非政體所宜。此須停止者一也。徐州本山東引地，前因撚氛，引未到岸，經督辦徐宿軍務田在田奏准散運北鹽，畫收東課，日久弊多，採買則私自赴場，售銷則旁侵皖界。今東引業已通行，不能再讬借運虛名，貽侵銷實患。此須停止者二也。北鹽已改捆為淨鹽，未改為毛鹽，皆須納課方准出湖。近來私梟句串營弁，朋販毛鹽，堵之嚴，則營員出而包庇，緝之疏，則官引盡被占銷。此須停止者三也。夫榷鹽之法，革其弊而利自興。臣所謂整理之方，蓋亦就諸弊既去，因勢利導耳。淮北綱引，前奏至戊午為止。今於五月接開己未新綱，惟兵燹後戶口大減，斷不能銷四十六萬引。請先辦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引收正課一兩五分一釐，雜課二錢，又外辦經費四錢，倉谷河費鹽捕營各一分，他款一概刪除。此現籌整理者一也。近來軍餉賴鹽釐接濟，而處處設卡，商販視為畏途。從前每包約完釐錢二千餘。今擬自西壩出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五百文，運赴上海，再于正陽關收五百文。他卡只准驗票，不准重收。蓋非減釐不足以輕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現籌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餉，向以十成分攤。臨淮軍營四成，滁州四成，安徽撫營二成。今臨、滁兩營已裁，而漕臣應量予撥濟，嗣後仍應以十成分派，臣營五成，撫營四成，漕營一成。論兵數則小有裒益，論舊制則無甚更張。此現籌整理者三也。北鹽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連滷耗重百十斤。近來棧鹽出湖，皆在西壩改捆，大包重百三十斤，鹽票不符。臣已嚴禁，並於例給大票外，將每船裝鹽包數亦填明艙口清單，庶可杜避重就輕，不致以多報少。此現籌整理者四也。」均如所請行。

　　國藩更張鹽法，與陶澍不同者，澍意在散輪，與玉庭、若霖同。國藩意在整輪，與全德、曾燠同。然玉庭、若霖籌辦散輪，必前兩月之輪賣畢，再開後兩月續到之輪，未嘗不以散寓整，澍實師其意。故國藩鑒於搶售之弊而主整輪，爰有總棧督銷之設，一以保場價，一以保岸價。總棧初以儀徵未易修復，設於瓜洲，後岸為水齧而圮，複移儀徵。督銷局鄂岸於漢口，湘岸于長沙，西岸於南昌，皖岸於大通。未幾，國藩移督直隸，李鴻章繼之。其所增捐，莫要於循環給運。其法以認引之事並歸督銷，俾商販售出前檔之鹽，即接請後檔之引。初行之淮南，後及於淮北。蓋參綱法於票法之中，以舊商為主而不易新商。商有世業，則官有責成，視以前驗貲掣簽流弊為少，自是歷任循之。

　　至光緒五年而增引之說起。增引者，部諮淮北增額八萬。時總督沈葆楨疏言：「近年鹽商以票價昂，覬覦增引。歷任鹽臣精鹽政者無過曾國藩，每審定一法，必舉數十年之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盤計之。然淮北引額，僅定為二十九萬有奇，豈置國計商情於不顧哉？鹽政之壞，首由額浮於銷，其始尚勉符奏銷之限，久乃不可收拾。於是新陳套搭，未幾而統銷融銷矣，又未幾而帶徵停運矣。惟額少則商少，商少則剔弊易，疏銷亦易也。」八年，左宗棠督兩江，乃請增引，淮北十六萬，淮南鄂岸十一萬、湘岸四萬、皖岸四萬二千餘。部議淮北照行，其鄂岸僅增三萬、湘岸一萬、皖岸一萬七千餘。

　　及曾國荃涖任，複將淮北加引奏免。蓋兩淮正課，初合織造、河工、銅斤等款，祗百八十余萬，每引徵銀一兩餘。織造、河工、銅斤者，因鹽政運司養廉厚，陋規亦多，每年解送織造銀二十二萬，捐助河工五萬。三藩之變，滇銅阻隔，派各鹽差採買捐辦，水腳又五萬。及雍正中，裁減養廉規費以為正款，嗣複及他項。於是正雜內外支款遂钜，每引增至六七兩，自改票後始輕。同治中，引地未複，而以釐補課實過之，正無庸增引也。

　　至南鹽銷數，向以鄂岸為多。及為川鹽所據，同治七年，國藩請規複引地，部議令川鹽停止行楚。湖廣總督李瀚章疏言未可停，惟於沙市設局，以川八成、淮二成配銷。後以包計，淮鹽較川鹽每包斤少，名二成實不及一成。十年，國藩複言：「川侵淮地，當使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川三。今楚督以鄂餉數钜，恐川鹽不暢，入款驟減。臣所求者，淮鹽得銷行楚岸，則商氣蘇，原將應得釐銀，多撥數成或全數歸鄂。」命川、楚督撫會議。國藩等疏言以「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還淮南，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五府，荊門州仍准川鹽借銷，湖南祗岳、常、澧三屬行銷川鹽，岳州、常德亦應歸淮，澧州暫銷川鹽」。經部議准。光緒二年，貴州肅清，禦史周聲澍疏陳川鹽引地已複，請將湖南北各府州全歸淮南。部議如所請。於是葆楨奏稱湖北川釐，每年報部百五十余萬串，計合銀不足九十萬，請令淮商包完。然湖廣督撫以川釐有定，慮包餉難憑，合辭袒川拒淮。至八年，宗棠複移文商榷，迄不果行。

　　長蘆自順治初祗徵課二十萬二千有奇。十二年，按明制查出甯餉酬商滴珠缺額等款，照舊徵解。康熙中，複增課增引，遂至四十二萬六千有奇。乾隆季年，以逐年誤課，參革者眾，於是眾商公議，完課外每引捐銀二錢，以備彌補，名為參課。迨道光末，課額愈重，岸懸愈多，於是又添懸岸課，每引交銀四分，而仍不足。至是國藩督直，疏言：「認商既交寄庫銀千餘兩，宜與保商以三年定限，凡欠在限內，于本商追繳二成，其一成綱總與出結之散商分賠，過限即無涉，以免畏避。」從之。

　　是時鹽臣自國藩、鴻章、葆楨外，惟宗棠及丁寶楨以能名。同治初，宗棠撫浙，疏言：「自金陵陷，淮鹽侵灌杭、嘉、松三所，惟紹所勉力搘柱。後行鹽地多不守，浙省亦陷。及浙東克復，始飭紹興暫辦票鹽，省城及嘉、湖繼定，而舊商力難運銷，請將四所通改票鹽，並設局稽查銷數。」經部議准。十年，禦史奇臣奏言：「浙東府局，于商販鹽至，輒低其價，以便鹽行收買，旋複高其價，以便轉售，利歸中飽。應請裁撤。」部議敕下巡撫楊昌濬查覆。尋覆稱：「兩浙本先課後鹽。自改票運，因商力薄，僅完半課，其半課俟銷後補完。擬撤鹽行，仍留府局，督催後半課銀。」報可。

　　福建當乾隆時，西路延平、建甯、邵武三府屬十五州縣，東路福寧府屬五州縣，南路閩侯二縣，歸商辦，號「商幫」。南路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府屬二十一廳州縣，由官辦，號「官幫」，亦謂之「縣澳官幫」，包與商辦，名「樸戶」。嗣後勻配西路各商代銷，於是有「代額」之名。商幫以課輕，樂於承運，而本課轉拖欠。嘉慶初，乃行帶徵與減引法。旋革除代額，久之倒罷相繼。道光元年，乃改簽商。時舊欠皆價新商，加以場務廢弛，官居省城，聽海船裝鹽，私相買賣，謂之「便海」，流弊滋多。至二十九年複倒罷，乃改官運，而承辦者以運本半入囊橐。蓋閩省行鹽，乾隆時用團秤，每百斤折申砝秤百六十斤，以三十斤抵償折耗。嘉慶中，改用部砝秤，又不給耗鹽，其擔引折篷引每百斤僅給四十二斤，令作百斤售賣，而完代額百斤之課，是以虧折日甚。其後法愈變愈壞。同治四年，宗棠為閩督，乃請改票運，飭各場官住場。西路以引商為票商，縣澳以樸戶為販戶，用鹽道票代引，名曰「販單」。西路以三十引起票，東南兩路及縣澳以百引起票，蓋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東南路並縣澳每引百斤故也。裁雜課，令正課一兩加耗一錢，于領票時交納。外抽釐五錢，於行鹽各地設局抽收。計西路每引徵銀四兩五錢零，東南路及縣澳四錢四分零。後以西路課重，奏減每課一兩隨徵釐四錢。凡舊欠各款豁免。帑息既免，帑本則責令陸續歸還。是年徵課耗釐銀四十萬餘，帶收舊欠課十九萬餘，即以四十萬定為正額。行之數年，商情大歡，私販斂跡。

　　陝西花馬池鹽課，向由布政使收納。及同治十二年，宗棠為陝甘總督，因西陲用兵，改課為釐，在定邊設局抽收，名曰花定鹽釐。於是陝西鹽利歸於甘省。

　　初川鹽以滇、黔為邊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寧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懷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運商困敝，所恃以暢銷者，惟濟楚一策。及淮南規複引地，滯引積至八萬有奇，積欠羨截百數十萬金。光緒初，寶楨督川，定官運商銷，先從事黔岸，籌章程十五條：曰裁減浮費，曰清釐積引，曰酌核代銷，曰局運商銷，曰兼辦計岸，曰引歸局配，曰展限奏銷，曰嚴定交盤，曰慎重出納，曰認真黔釐，曰實給船價，曰刪減引底引底者，運商向於坐商租引配鹽，引給銀二十餘兩，由商總租收，作為課稅羨截，領繳引費，及官吏委員提課規費，商局公費，餘數二兩，分交各坐商。至是歷年羨截，運商已繳，本應全革。惟因年久，姑准存一兩，曰添置辦票，曰酌留津貼，曰酌給獎敘。設總局於瀘州，四岸各設分局，檄道員唐炯為督辦。其後接辦滇岸，川鹽行滇，祗昭通、東川兩府有張窩、南廣兩局，謂之大滇邊、小滇邊。其辦理較黔岸為難者，滇自有鹽，侵越最易。寶楨籌堵遏法，至五年乃開運。

　　自官運商銷，計本年邊計各額引全數銷清外，複帶銷積引萬餘，所收稅羨截釐及各雜款又百余萬，而奸民不便。會上遣恩承、童華查辦他岸，至川，富順富紳王餘照假灶戶具詞呈控，請改官督商銷。有旨垂詢。寶楨奏言：「官督商銷，利歸官與商，官運官銷，權全歸官，流弊皆大。惟官運商銷，官商可相箝制。」既而控案訊明，奏請拏辦。迨光緒末，各計岸亦多改官運焉。

　　此外如奉天由納稅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無課者百七十餘年。同治六年，將軍都興阿奏准行榷釐法，每鹽一榷東錢千，為本地軍需。光緒三年，將軍崇厚請加作二千四百文。八年，將軍崇綺再請加二千四百文，名四八鹽釐，是為練兵之款。十七年，戶部籌餉加二千四百文，名二四鹽釐，是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將軍依克唐阿加千二百文，名一二鹽釐，是為興學之款。此三項總稱八四鹽釐。二十八年，將軍增祺又奏設督銷局，每斤加榷製錢四，謂之加價，以為官本。然原議由官設局收買，置倉運售，名為督銷，實則官運也。值日、俄戰起，亦未實行。三十二年，將軍趙爾巽請裁督銷之名，在奉天立官鹽總局，吉林、黑龍江立分局，聽商就灘納稅運銷。三十三年，東三省設行省，總督徐世昌又改官鹽總局為東三省鹽務總局，於是吉林、黑龍江始實行官運。初歲徵課銀二十四萬或四十萬，及爾巽至，滿百萬，其後至百四十萬。

　　蒙古鹽向歸藩部經理。其行銷陝、甘者，以阿拉善旗吉蘭泰池鹽為大宗，俗謂之紅鹽。道光以前，聽民運銷。咸豐八年，始招商承運，每百斤收銀八兩。同治間，遭回亂，商困課逋，經宗棠改課為釐，斤加製錢五。其在山西者，亦紅鹽最多。嘉慶初，阿拉善王獻吉蘭泰池，由官招商辦運，將口外各廳，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屬，向食土鹽州縣，劃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廢除。凡入口者，由殺虎口徵稅，每斤一分五釐。其外尚有三種：曰鄂爾多斯旗鹽，曰蘇尼特旗鹽，俗謂之白鹽，曰烏珠穆沁旗鹽，謂之青鹽。初照老少鹽例，於口內行銷。嘉慶末納稅。至光緒時，皆改用抽釐法。

　　其在直隸者，則青鹽、白鹽，光緒二十八年察哈爾都統奏請抽釐，每斤製錢四，約年得銀十二萬有奇。明年，熱河都統亦照抽，每斤五文。是年直督又請在張家口設督銷局，在口外設廠收鹽，招商承辦，每千斤包納課銀二兩，約年得三萬有奇。三十三年，熱河亦設局，每百斤徵銀四錢。宣統元年，減為二錢五分，約年得六萬有奇。

　　新疆向聽民掣銷。光緒三十四年後，始於精河鹽池徵稅萬四千四百兩，迪化徵五千一百兩，鄯善徵二千四百兩，餘仍無稅。

　　初，鹽釐創於兩淮南北，數皆重。自國藩整頓，乃稍減。繼以規複淮綱，又議重抽川釐。咸豐五年，定花鹽每引萬斤抽釐八兩，嗣因商販私加至萬七千斤，川督駱秉章請就所加斤按引加抽十七兩，共正釐二十五兩。後各省皆加。及光緒時行銅圓，鹽價已暗增，而釐金外更議加價。

　　其事起雍正時。蓋長蘆鹽價，自康熙二十七年定每斤銀一分四毫至一分二釐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鹽禦史鄭禪寶疏稱「商課用銀，民間買鹽用錢。康熙時，銀一兩換製錢千四五百，每鹽一斤，錢十六文。今每兩合錢二千，而鹽價如故，亦有減至十三四文者，以錢易銀，不敷原數。應請部臣會同督臣詳議」。至十年，題准每斤加銀一釐。乾隆後推行他省，然其意在恤商而已。嘉慶五年，長蘆巡鹽禦史觀豫因川、楚未靖，奏請加價濟用。仁宗諭曰：「以餉需擾及閭閻，朕不為也。今計食鹽者每日止一二文，若增價則人人受累。且私販必因鹽價過昂而起。」已而以河工需費，道光後猶多。至光緒二年，辦西徵糧台，戶部侍郎袁保恒奏請各省一體加二文，以兩江總督沈葆楨力爭乃寢。

　　嗣是新政舉行，罔不取諸鹽利。如二十年因日本構釁設防，部諮各省每斤加收二文。二十七年因籌還賠款，加四文。三十四年，因抵補藥稅，又加四文，半抵補練兵經費，半歸產鹽省分撥用，其最著者也。時疆吏集商會議，僉以滯銷為憂，而勢不能已，自是所入較道光前又增數倍。然長蘆經拳匪之擾，商本損失，至借洋款。山東引票各地，自同治六年酌歸官辦，弊竇殊多。河東仍歸官民並運，而不能暢銷。福建之票運、四川之官運皆然。廣東潮橋，舊由官運，至時與六櫃統歸商辦，成效亦寡。雲南子井，存者寥寥。而淮、浙衰敝尤甚。
　　宣統元年，度支部尚書載澤疏言：「淮南因海勢東遷，滷氣漸淡，石港、劉莊等場產鹽既少，金沙場且不出鹽。若淮北三場，離海近，滷氣尚厚，惟曬鹽出於磚池，例須按池定引。近則磚池以外，廣開池基，甚至新基已增，舊灘未劃，致產額益無限制。而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鋪池，北商尤以為不便。兩浙產鹽之旺，首推余姚、岱山，次則松江之袁浦、青村、橫浦等場，皆板曬之鹽也。而杭、嘉、寧、紹所屬煎鹽各場，滷料亦購自余姚。近年滷貴薪昂，成本加重，商家既舍煎而取曬，灶戶亦廢灶而停煎。煎數日微，故龍頭、長亭、長林等場久缺，而注重轉在餘、岱。余姚海灘距場遠，岱山孤懸海外，向不設場，雖經立局建廒，而官收有限，私曬無窮。此產鹽各處之情形也。淮、浙行鹽，各有引地，而豫之西平、遂平，久成廢岸，湘之衡、永、寶三府及靖州，本淮界而銷粵鹽，鄂之安、襄、鄖、荊、宜五府及荊門州，本淮界而銷川鹽，浙之溫、台、寧、處等處，祗抽釐尚未行引。就目前情形論之，淮北以三販轉運，於岸情每多隔膜，故票販不問關銷，豫販又多歸怨湖販，此其病在商情之不相聯，而各省抽稅，勢亦足以病商。淮南有四岸督銷，權等運司，故運司不能制督銷，分銷亦不盡受轄於督銷，此其病在官權之不相統，而商情渙散，勢亦足以自病。浙場距場近者，有肩引、住引之分。距場遠者，有綱地、引地之別。加以官辦商包，其法不一，紛紜破碎，節節補苴。至捆鹽出場，沿途局卡之留難，船戶之夾帶，則皆不免。此銷鹽各處之情形也。淮鹽行于蘇、皖，與浙鹽、東鹽引界鄰；行於豫岸，與東鹽、蘆鹽引界鄰；行於西岸，與浙、閩、粵鹽引界鄰；行于湘、鄂兩岸，與川鹽、鄂鹽引界鄰。而鄂之襄、樊，又為蘆私、潞私所灌，湘之衡、永、寶，又為粵私所占，兩浙引地，蘇、皖、西三岸皆與淮鄰，即本省之溫、台等處，亦為閩私所侵，此皆犬牙相錯，時起爭端。近年京漢鐵路通車，貫豫省而下，淮、蘆之爭更烈。將來津浦、粵漢等路告成，淮界且四面皆敵，然此猶言鄰私也。尤甚者，皖、豫同為淮界，而皖之潁州與汝、光界壤，則以加價輕而及豫岸，台、處同為浙境，而處之縉雲為台商承辦，則又以包釐微而侵及處郡。江西建昌久為廢岸，近設官運局以圖規複，而貶價敵私。撫州已虞倒灌，上海租界向為私藪，近設事務所以籌官銷，而越界行運，蘇屬時有責言，是以淮侵淮、以浙侵浙也。大抵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固未易遏，所恃惟緝私嚴耳。然弁勇窳敗，不能制梟販，而轉擾平民。地方官亦以綱法久廢，不負責成，意存膜視。此又引界毗連各處之情形也。近來籌款，以鹽為大宗，而淮、浙居天下中心，關於全域尤重。為整頓計，非事權統一不可。擬請將鹽務歸臣部總理，其產鹽省分，督撫作為會辦鹽政大臣，行鹽省分，均兼會辦鹽政大臣銜。」制曰可。其言南商鋪池者，蓋光緒三十三年，淮南因鹽不敷銷，於淮北埒子口葦蕩左營增鋪新池，謂之濟南鹽池。三十四年，北商稱有礙舊池銷路，經江督張人駿令按淮南缺額，以十萬引為率。三販轉運者，淮北票鹽，舊由票販自垣運至西壩，售於湖販，再由湖販運至正陽關，按輪售於岸販也。

　　載澤既受督辦鹽政大臣之命，乃設鹽政處，按各區分為八廳，先籌淮北。章程四：曰規複西遂廢岸，曰撤退淮邊蘆店，曰體恤路捐商累，曰包繳豫省釐價。諮商河南巡撫吳重熹，惟末條堅持仍舊。載澤又奏定於西壩設鹽釐總局，臨淮關設掣驗局，餘局卡悉裁，三販統改岸販，准自赴總局完納釐金加價，定每引為銀幣二元二角，折收庫平銀一兩六錢零，均一次收清。至土銷引地，酌減銀幣四角，折收一兩二錢，較原額少三成。此二年七月事也。

　　直隸張家口外收蒙鹽各場，向由商包辦，宣統元年，改為公司。至是複改設官棧，以各廳州縣為引岸，由商包引，每年二萬，徵銀十五萬七千。四川歸丁各地票運，咸豐後增至六十八廳州縣，官運常為所礙。至是奏查井灶就現有者為額，嚴禁偷賣，以杜票私。三年，以大清銀行款七百萬、直隸銀行款六十萬為蘆商償外債，收引地三十六歸官辦，設局天津。其永平七屬，道光間由州縣辦課。光緒二十九年，改設官運局。至是與新河、平鄉二縣無商認辦者，統歸津局經理。

　　初與各國通商，違禁貨物，不許出入口，鹽其一也。乃奉天之大連、旅順，吉林之長春，有日本鹽；吉林之琿春、延吉有朝鮮鹽；黑龍江之滿洲里、黑河，吉林之東寧，有俄羅斯鹽；廣西之鎮南關，雲南之蒙自，有法蘭西鹽；香港、澳門所在侵灌。至山東膠州灣租借於德，而侵即墨鹽場；奉天遼東半島租借於俄，又轉於日，而占金州鹽灘；與複州之交流、鳳鳴兩島，有包購餘鹽、派員緝私兩議。後緝私策行，購鹽不果。廣東廣州灣租借于法，吳川之茂琿場為所占，每運鹽至香港及越南銷售，以入內地，實皆敗亂鹽法。治鹺政者當有以善其後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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