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鹽法_學達書庫

鹽法(1)

　　清之鹽法，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蒙古、新疆多產鹽地，而內地十一區，尤有裨國計。十一區者：曰長蘆，曰奉天，曰山東，曰兩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廣東，曰四川，曰雲南，曰河東，曰陝甘。

　　長蘆舊有二十場，後裁為八，行銷直隸、河南兩省。奉天舊有二十場，後分為九，及日本據金川灘地，乃存八場，行銷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山東舊有十九場，後裁為八，行銷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兩淮舊有三十場，後裁為二十三，行銷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三十二場，其地分隸浙江、江蘇，行銷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十六場，行銷福建、浙江兩省。其在臺灣者，尚有五場，行銷本府，後入於日本。廣東二十七場，行銷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雲南、貴州七省。四川鹽井產旺者，凡州縣二十四，行銷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貴州、雲南、甘肅六省。雲南鹽井最著者二十六，行銷本省。河東鹽池分東、中、西三場，行銷山西、河南、陝西三省。陝甘鹽池最著者，曰花馬大池，在甘肅靈州，行銷陝西、甘肅兩省。

　　長蘆、奉天、山東、兩淮、浙江、福建、廣東之鹽出於海，四川、雲南出於井，河東、陝甘出於池。其制法，海鹽有煎、有曬，池鹽皆曬，井鹽皆煎。論質味，則海鹽為佳，池鹽、井鹽次之。海鹽之中，灘曬為佳，板曬次之，煎又次之。論成本，則曬為輕，煎之用蕩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則工本愈重。此其大較也。

　　初，鹽政屬戶部山東司。宣統二年，乃命戶部尚書兼任督辦鹽政大臣，外遣禦史巡視。後裁歸總督、巡撫管理。其專司曰都轉運使司。無運司各省，或以鹽法道、鹽糧道、驛鹽道、茶鹽道兼理。

　　其行鹽法有七：曰官督商銷，曰官運商銷，曰商運商銷，曰商運民銷，曰民運民銷，曰官督民銷，惟官督商銷行之為廣且久。凡商有二：曰場商，主收鹽；曰運商，主行鹽。其總攬之者曰總商，主散商納課。後多剝削侵蝕之弊，康熙、乾隆間，革之而未能去。惟兩淮以道光時陶澍變法，奏除引目，由戶部寶泉局鑄銅板印刷。順治三年，以淮、浙領引距京遠，設都理引務官駐揚州，至七年裁。十五年，發引于運司，尋命運司仍委員赴部關領，票亦領於部。

　　商人之購鹽也，必請運司支單，亦曰照單，曰限單，曰皮票，持此購於場。得鹽則貯之官地，奉天謂之倉，長蘆謂之坨。未檢查者曰生鹽，已檢查者為熟鹽，熟鹽乃可發售。兩淮總棧始由商主，後改官棧。四川以行銷黔、滇者為邊岸，本省及湖北為計岸，潼川州為潼岸。河東總岸立于咸豐初。其行陝西者，以三河口為之匯。行河南者，以會興鎮為之匯。山西則蒲、解，于安邑運城立岸，而澤、潞等處亦分立焉。

　　大抵暢岸外有滯地，或展限，或減引，或停運，或用並引附銷、統銷、融銷諸法。並引附銷者，將積鹽附入，三引銷一引。又納引半之課行一引之鹽，納三引之課行二引之鹽是也。統銷者，將積引統毀，其正雜錢糧令商人分年完繳。融銷者，以暢岸濟滯地是也。

　　凡引有大引，沿於明，多者二千數百斤。小引者，就明所行引剖一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餘引、綱引、食引、陸引、水引。浙江於綱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與票之分，引商有專賣域，謂之引地。當始認時費不貲，故承為世業，謂之引窩。後或售與承運者。買單謂之窩單，價謂之窩價。道光十年，陶澍在兩淮，以其抬價，奏請每引限給一錢二分，旋禁止。票無定域而亦有價。當道光、咸豐間，兩淮每張僅銀五百兩。後官商競買，逮光緒間，至萬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廣狹大小而定售額，票則同一行鹽地，售額亦同。嘉慶以前，引多票少，後乃引少票多，蓋法以時變如此。

　　若夫歲入，道光以前，惟有鹽課。及咸豐軍興，複創鹽釐。鹽課分二類：曰場課，曰引課。場課有灘課、灶課、鍋課、井課之分。長蘆有邊布，福建有坵折。邊布者，明時灶戶按丁徵鹽，商人納粟于邊，給銀報支，是謂邊鹽。其有場遠鹽無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後改徵銀三錢，是謂布鹽。灶課向分地、丁為二。但丁不盡有地。雍正間，用長蘆巡鹽禦史鄭禪寶言，將丁銀攤入於地徵收，由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長蘆邊布之名猶仍舊。坵折者，鹽田所納錢糧，謂之折價。程䎱所納錢糧，謂之鹽坵。其供應內府及京師、盛京各衙門之鹽，康熙中悉裁，祗供內府、光祿寺二十萬斤，折銀解部充納。引課有正課、包課、雜課。鹽釐分出境稅、入境稅、落地稅。逮乎末造，加價之法興，於是鹽稅所入與田賦國稅相埒。是以順治初行鹽百七十萬引，徵課銀五十六萬兩有奇。其後統一區夏，引日加而課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計七百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兩有奇。嘉慶五年，六百八萬一千五百一十七兩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萬二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光緒末，合課釐計共二千四百萬有奇。宣統三年，度支部豫算，鹽課歲入約四千五百萬有奇。蓋稅以時增又如此。

　　順治二年，諭各運司，鹽自六月一日起，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徵收。旋蠲免明末新餉、練餉及雜項加派等銀。十六年，戶部議准各商鹽船用火烙記船頭，不許濫行封捉，其過關祗納船料，如藉端苛求，以枉法論。十七年，用兩淮巡鹽禦史李贊元言，回空糧艘禁緝夾帶私鹽。康熙九年，兩淮巡鹽禦史席特納、徐旭齡言：「兩淮積弊六大苦：一，輸納之苦；一，過橋之苦；一，過所之苦；一，開江之苦；一，關津之苦；一，口岸之苦。總計六者，歲費各數萬斤，應請革除。又掣摯三大弊：一，加鉈之弊；一，坐斤之弊；一，做斤改斤之弊。此三弊者，惟有嚴禁斤重一法，乞交部酌議。」定例，凡橋所掣摯，溢斤割沒，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額。如夾帶過多，掣官虛填太重者，商則計引科罪，官則計斤坐贓，庶掣摯公而國法信。上命勒石嚴禁，立於橋所及經過關津口岸。席特納又陳：「自康熙七年，鹽臣差遣稍遲，前任鹽差于徵完本年課銀外，又重徵新鹽。鹽尚未賣一引，而課已徵至二十余萬。此種金錢，追呼無措，非重利借債，即典鬻赴比，應請停止。」如所請行。十六年，用戶科給事中余國柱言，命將商鹽掣驗每引加二十五斤，加課二錢五分，永遠革除，著為例。二十年，命革除三藩橫徵鹽課。

　　自滇、黔告變，所在揭竿蜂起，鹽無行銷地，商皆裹足不前，至亦榛墟彌望，無所得售。計臣以軍需所恃，督餉之檄，急如星火，商於是大困。時天下鹽課兩淮最多，困亦最甚，賴巡鹽禦史劉錫、魏雙鳳多方撫恤，輸納忘疲。至是海內殷富，淮南甯國、太平、池州等府，及兩浙、山東、廣東、福建，先後增引，利獲三倍。不特額外照舊行銷，且原先呈課銀，請將以前停引補還。四川經明季之亂，江、楚人民遷移其地，食鹽日多，請引數倍於昔；所開之井，為滇、黔資，水陸無滯。而福建、廣東、兩浙招徠灶丁，墾複鹽地、鹽坵，報部升課者不絕。又兩浙各場漲墾蕩地二萬二千七百餘畝，廣東各埠每斤加七十斤，江西南、贛二府鹽引，至三十六年，加斤配課亦如之。上以寰宇升平，免浙江加斤銀之半，共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余萬。三十八年南巡，複諭各鹽差：「向因軍需，於正額外更納所私得贏餘，著將此項停罷。其兩淮鹽課，前曾加四十萬，著減其半。」四十三年，用江南總督阿山言，革除兩淮浮費數十萬，勒石永禁。五十六年，長廬巡鹽禦史田文鏡請將山東所裁鹽引補足辦課，經部議准。上以加引增課無益，不許。

　　先是順治二年，世祖定巡視長蘆、兩淮、兩浙、河東鹽政，差監察禦史各一，歲一更代。其山東鹽務歸長蘆兼管，陝西歸河東兼管。十年停，鹽務專責成運司。尋因運司權輕，仍命禦史巡察。康熙十一年，複停巡鹽。明年，巡撫金世德以直隸事繁，請仍差禦史。於是兩淮、兩浙、河東皆復舊制。既而兩廣、福建並設巡鹽禦史。五十九年，仍交督撫管理。

　　時鹽課惟廣東、雲南常缺額，因康熙初粵商由裡下報充，三年一換，名為排商，故弊端百出。嗣將排商費萬餘兩入正課，舉報殷戶以充場埠各長商，而場商貲薄，不能盡數收買，致場多賣私。五十七年裁場商，由運庫籌帑本三十六萬，分交場員收買。且置艚船給水腳，運向東關潮橋，存倉候配。埠商配鹽，按包納價，獲有盈餘，名為場羨。其滷耗餘賸鹽斤，乃配引外多收餘鹽，發商行運。又有子鹽、京羨、餘鹽、羨銀等名。後餘鹽改引，將餘羨歸入正額，而粵鹽遂有辦羨之事。後粵商倒歇至五十餘埠，滇鹽由商認票辦運，而地無舟車，全恃人力，煎無煤草，全恃木柴，故運費工本皆重，而鹽課率以一分，又重於他省。富商棄之弗顧，強簽鄉人承充。及倒罷末由追繳，乃責裡中按戶攤納。迨乾隆時，一蹶不振，遂令歷年督撫分償。

　　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鹽禦史。時上于鹽政頗加意。河東鹽池形低，屢為山水灌入，向例修牆築堰，皆派蒲、解十三州縣之民應役。從巡鹽禦史碩色言，歲撥銀六千兩，以三千作歲修，三千貯運庫備大修，民累始紓。又以鹽法莫急於緝私，但有場私、有商私、有梟私，而鄰私、官私為害尤钜。欲緝場私，必恤灶而嚴其禁。故于雍正二年兩淮範堤決，沿海二十九場為潮淹，特發帑金以賑。五年，以淮商捐銀建鹽義倉積穀，諭更立數倉於近灶地，以備灶戶緩急之需。此政之在於恤灶者。

　　六年，江南總督范時繹言：「兩淮灶戶燒鹽，應令商人舉幹練者數人，並設灶長巡役，查核鹽數，輸入商垣，以杜私賣。」兩淮巡鹽禦史戴音保言：「場灶燒鹽之具，深者盤，淺者鐅，設有定數，而煎鹽以一晝夜為火伏，並巡查息火後私燒。近有灶戶私置鹽鐅，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數。請飭鹽官申嚴舊法。至淮南曬掃，惟有商人收買配運，酌加引課。」均命著為例。此所以嚴其禁也。

　　欲緝商私，必恤商而嚴其禁。故二年兩淮各場，因災灶鹽不繼，商本倍增，從巡鹽禦史噶爾泰言，令將本年成本之輕重，合遠近腳價，酌量時值買賣。至食鹽難銷處，值有綱地行銷不敷，亦准改撥。兵部尚書盧詢請加引免課，以期減價敵私，命長蘆、兩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納課銀。此政之在於恤商者。十一年，從江南總督尹繼善言，改設淮南巡道，督理揚州、通州等處鹽務，並於儀徵之青山頭立專營緝私。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來，膺鹽差者，回京例有呈獻，及上嚴禁，始各將所得報繳。獨福建八萬余兩為總督滿保查出，於是裁撤鹽官，鹽商命各場由州縣監管。嗣廣東總督楊琳言：「地方官辦課，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設鋪分賣中飽，即發地裡勒派。且恐貲本不足，挪動地丁錢糧。應將場商停設，發帑委官監收，埠商仍留運銷納課。」從之。

　　是時上於鹽官量重李衛。衛在浙江可稱者，莫如辦帑鹽。帑鹽者，由松江、台州、溫州三府場鹽產旺，灶多漏私，衛請發帑銀八萬，交場員收買。複奏設玉環同知，使經理收鹽事，而舟山內港內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長塗、平陽縣界之肥艚，均委官管理收發。崇明場鹽，令知縣主之。所收帑鹽，侭銷本處魚戶、蜇戶，漁鹽亦准引商、帑商運往他處銷售，各照科則納課外，輸經費銀一二三錢不等，除歸帑本經費，余銀作為盈餘。由是私淨官暢，每年引不敷運，加領餘引十五萬。凡商運餘引，引輸租銀四分，所完課銀，與帑鹽盈餘，併案題報，年約銀十萬餘。

　　自上清釐鹽政，積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規，歸入正項，上又有「耗羨入正額，恐正額外複有耗羨，商何以堪」之諭，蓋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禦史陳世倌言：「鹽課引有定額，斤有定數。按引辦課，未必果有奇贏，即獲微利，何妨留與商人，裕其貲本。乃近年多有以隨利歸公者，考其實乃陰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歸公，在商添一分之誅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題請者為急公，亦陰勒商總公派。及項無所出，非拖欠引綱，即暗增引斤，或高抬鹽價，此國與民並受其弊者也。請嗣後祗按引辦課，一切歸公捐助等名，應永遠停止。」上命莊親王議。尋覆如所請行。

　　時江西驛鹽道沈起元與江南總督趙宏恩書，亦言「昔年陋規，非皆收納，今以墨吏私贓作報部正款，在大員自無再收之理，而僚佐豈能別無交際？其為商累實甚」。後有聞于高宗者，乃將兩淮鹽政公費、運使薪水，及雲南黑、白、琅井規體銀蠲除。

　　初，世宗從宏恩言，命給貧民循環號籌，聽於四十斤內負販度日。至乾隆初元，戶部題准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及少壯有殘疾、婦女老而無依者，許於本縣報明，給印烙腰牌木籌，日赴場買鹽一次。既兩淮巡鹽禦史尹會一、兩廣總督鄂彌達先後奏言：「奸民藉口貧苦，結黨販私，兩查兵役，未便概撤。」後以貧民過多，停牌鹽，每名日給錢十文至二十四文。

　　尋改浙江巡撫為總督，兼管鹽政，諭酌定增斤改引法，將杭、嘉、紹三所引鹽，照兩淮舊額，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溫、台例，改票引九萬餘道，引給四百斤，均不加課，以期復舊。又諭裁雲南贏餘，其價減至三兩以下，廣西仍減二釐，免徵兩廣鹽課每千斤余平銀二十五兩。三年，改浙督仍為巡撫，兼管鹽政。六年，以淮南灶鹽暑月多耗，命五六月每引加耗十五斤，七八月遞減五斤。至十三年，淮北亦仿行。又命兩淮於定額外，每引加給十斤。

　　十六年，以省方所至，諭兩淮綱鹽食鹽於定額外每引加十斤。先是雍正初，因長蘆積欠甚多，每引加五十斤。嗣經部覆按所加斤折中核算，年應增課銀八萬六千餘兩。高宗念商力艱難，命減半納課。二十八年，裁運商支應。以雲南巡撫劉藻言，加給黑、白兩井薪本銀。四十二年，以河東鹽斤陸運虧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時價平銷速，兩淮請豫提下綱之引，歲入至五六百萬。惟乘輿屢次游巡，天津為首駐蹕地，蘆商供億浩繁，兩淮無論矣。

　　或遇軍需，各商報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蘆商捐銀十萬兩。嗣乾隆中金川兩次用兵，西域蕩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後藏用兵，及嘉慶初川、楚之亂，淮、浙、蘆、東各商所捐，自數十萬、百萬以至八百萬，通計不下三千萬。其因他事捐輸，迄於光緒、宣統間，不可勝舉。鹽商時邀眷顧，或召對，或賜宴，賞賚渥厚，擬於大僚；而奢侈之習，亦由此而深。或有緩急，內府亦嘗貸出數百萬以資周轉。帑本外更取息銀，謂之帑利，年或百數十萬、數十萬、十數萬不等。商力因之疲乏，兩淮、河東尤甚。

　　五十一年，以兩淮曆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尋請嗣後每間一綱豫提一次。上諭以正引暢銷為主，無庸拘定年限。厥後惟五十七年及嘉慶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繳提引餘息銀數逾十萬，命江蘇巡撫彰寶查辦，鹽政高恒、普福，運使盧見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賠。至四十七、四十九兩年，乃先後豁免三百六十三萬二千七百兩有奇。後遇大經費，商人但藉輸將之數，分限完納，一二限後，率皆拖欠。

　　五十六年，江西巡撫姚棻奏：「建昌府界連閩省，路徑較多，必添設緝私卡巡，始收實效。」上曰：「行鹽分界，必使民食不至捨近求遠、去賤就貴乃善。建昌既距福建為近，其價必輕，何以不就近行銷？若酌改鹽徵、鹽課移彼地輸納，非惟便民，即私販亦將不禁自止。」旋兩江總督覺羅長麟、湖廣總督畢沅等奏稱：「小民惟利是圖，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劃歸閩省，則私販即可越至撫州，于全域所關不細。」乃命仍舊。既長麟奏請建昌設總店，屬縣設子店，分銷課引，依閩省時價斤減二文以敵私，更於各要隘分巡嚴緝。得旨速行。

　　河東自十年眾神保就現行賤價，定為長額，而商始困。後池鹽收歉，借配蘆、蒙、花馬池各鹽，又開運城西六十裡之小池。時民食缺少，商倒無人承充，乃令退商舉報短商，五年更換，富戶因受累多規避。四十七年，巡撫農起奏准，仍定為長商，引地分三等配勻，複請加價二釐，試行三年再覈定。嗣經部議駁，得旨允行。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馮光熊巡撫山西，調甘肅布政使蔣兆奎為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東運使入覲，帝問辦潞鹽之策，以課歸地丁對。及光熊入京，命與軍機大臣議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撫布政使鄭源鸘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課歸地丁，朕早慮及地方官曾受鹽規，必持異議。今鄭源鸘果然。伊調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銷河東引地。倘從中阻撓，從重治罪。」八月，光熊言：「河東鹽務積疲，惟有課歸地丁，聽民自運。既無官課雜費，又無兵役盤詰及關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請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陝西、河南課額，在於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屬地丁項下攤徵。」於是山西攤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二兩、陝西攤十四萬六千三十七兩、河南攤八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兩各有奇，並議章程十：一，課銀各解本省藩庫，雖遇蠲免地丁之年，不得蠲免；一，部引停領，免納紙朱銀；一，無許地方官私收稅錢；一，鹽政運使以下各官俱裁汰；一，移河東道駐運城，總管三場；一，鹽池照舊歲修；一，三場仍立官秤牙行；一，課項內有並余積餘等銀，應分別攤免；一，運阜運儲二倉谷石，應分別歸併存借；一，鹽政應支各款，各就近省藩庫動支。從之。五十七年，上幸五台，光熊、兆奎奏言，自弛鹽禁，民無攤課之苦，有食賤之利。而陝西巡撫秦宗恩、河南巡撫穆和藺亦以鹽充價減聞。上甚悅。甘肅鹽課，雍正元年嘗攤入地丁，九年複招商，至是仍行前法。而陝西漢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各屬之食花馬池鹽者，亦一併攤入地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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