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孫嘉淦傳

孫嘉淦傳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嘉淦故家貧，耕且讀。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世宗初即位，命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陳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上召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學士朱軾侍，徐對曰：「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膽。」擢國子監司業。雍正四年，遷祭酒，命在南書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順天府府尹。丁父憂，服未闋，召還京，仍授府尹。進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調刑部侍郎，尋兼署吏部侍郎。

　　嘉淦為祭酒，薦其弟揚淦為國子監丞。教習宋鎬、方從仁等期滿引見，嘉淦言鎬等皆可用；上詰之，又言從仁實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奪職，交刑部治罪，當挾詐欺公律擬斬。上語諸大臣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命免罪，在戶部銀庫效力行走。嘉淦出獄，徑詣庫。果親王允禮時領戶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嘉淦沽名，收銀皆不足。乃蒞視，嘉淦方持衡稱量，與吏卒雜坐均勞苦。詢所收銀，則別置一所，覆之，無絲毫贏絀。事上聞，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東鹽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來京，以侍郎候補。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遷都察院左都禦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聖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訓，剴切周詳，仁政固已舉行，臣愚更無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複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陰極盛而陽生，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地，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行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主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非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盻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主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非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為無足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主溺于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曆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臨禦，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抑且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聖心自懍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于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捨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為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厲志為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亦似於天下無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或不自知而為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即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于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納，宣示。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實。上命嘉淦往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之。乾隆三年四月，遷吏部尚書，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隸總督李衛劾總河朱藻貪劣誤工，命偕尚書訥親往鞫，得實，論如律。

　　十月，授直隸總督。時畿輔酒禁甚嚴，罹法者眾。嘉淦疏言：「前督李衛任內，一年中獲私釀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餘名。臣抵任一月，獲私釀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餘名。此特申報者耳，府、廳、州、縣自結之案，尚複不知凡幾。吏役兵丁已獲而賄縱者，更不知凡幾。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鄉保鄰甲、沿途店肆、負販之屬牽連受累者，又複不知凡幾。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盜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議，求一線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飲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釀為利藪，百姓弱者失業，強者犯令，鹽梟未靖，酒梟複起，天下騷然，殊非政體。臣前言酒禁宜於歉歲，不宜於豐年，猶屬書生謬論。躬蒞其事，乃知奪民之貲財而狼藉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撲之，取民之生計而禁錮之。饑饉之餘，民無固志，失業既重，何事不為？歉歲之不可禁，乃更甚于豐穰。周禮荒政，舍禁去譏，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無論適以擾民，而實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且能永禁，而于貧民生計，米谷蓋藏，不惟無益，抑且有損。夫作酒以糜穀，此為黃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睟稉，皆五穀之最精。若燒酒則用高粱，佐以豆皮、黍殼、穀糠，麹以大麥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殼、穀糠之屬，原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價，其糟可飼六畜。化無用為有用，非作無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燒酒而並禁黃酒，則無以供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若不禁黃酒止禁燒酒，省大麥、高梁之粗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睟稉之精且貴者，臣所謂無益于蓋藏也。百工所為，皆需易之以粟，太貴則病末，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泄，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種高粱，則無以為薪、席、屋牆之用，種之而用其稭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燒鍋既禁，富民不買高粱，貧民獲高粱，雖賤價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為必需之物，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粱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而買黃酒之價，則需費七八兩。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積而不能易錢，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而售，則家無蓋藏；糶而不售，則百用皆絀。臣所謂有損于生計者此也。小民趨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雖賞不為。利之所在，雖禁彌甚。燒鍋禁則酒必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而私燒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爭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為民生計，而滋擾乃至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詔弛禁。

　　民王宰謀得諸生馬承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貝勒允祐門下，嘉淦疏請交刑部具讞，上嘉其能執法。民焦韜被誣坐邪教，株連者數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紀懷讓食料豆汁染衣，會村有賊殺人，偵者以為血，誣服。決有日，正定知府陳浩廉得冤狀，嘉淦親鞫，雪懷讓。

　　尋命兼管直隸河工，嘉淦議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請于金門閘上下多建草壩，使河流漸複故道。四年正月，複疏請于金門閘下增設草壩一，引永定河歸故道，自中亭、玉帶達天津歸海。得旨，偕總河顧琮悉心經理。嘉淦複疏言：「天津南北運河與澱河會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運河水濁，久必淤墊，況通省之水皆匯於此，秋潦時至，宣洩不及。大學士鄂爾泰曾奏准於靜海獨流疏引河，實下游治水之關鍵。但開河易，達海難，設中途梗阻，必更漫溢為患。且海口開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現勘通省水道，凡眾河交會及入澱、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興修。」報聞。五月，晉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東西兩澱。治永定河，擬于葉澱之東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擬濬新河，引上游諸水入澱，開舊河東堤，使漸由西沽南入海；治北運河，兩岸去沙裁直，濬減河，培堤岸；治南運河，兩岸築遙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鎮建閘，濬減河三十餘裡，入老河口達於海；治西澱，擬開白溝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橋南別疏一河，並濬青門河別派分流，下游已暢達，複將金門閘西引河改由東道，于苑家口疊道建木橋五，使瀝水通行；治東澱，擬濬上游三岔河令寬深，楊家河、卞家河窪諸處疏引河，並行而東會於西沽，庶使四河順軌，兩澱暢泄。」又引永定河改歸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時江南總督高斌入都，上命會同嘉淦議河務，十月，合疏言：「永定河當于固安南、霸州北順流東下，接東澱達西沽入海，則上游漲水自消。霸州北當築堤護城，保定縣西新莊至城東路甿村堤根逼溜，應加寬厚，其路甿村東至艾頭村接營田圍墊約五十餘裡，擬築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銳意引永定河歸故道，河溢，傍河諸州縣被水。六年正月，諭曰：「朕聞永定河經理未善，固安、良鄉、涿州、雄縣、霸州諸州縣田畝往往被淹，孫嘉淦不能辭其責也。」於是命大學士鄂爾泰蒞勘，請暫塞金門閘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開旋築，實與放水本意相左，將來泥沙壅入玉帶，恐為患更大。」諭曰：「此奏固是，然鄂爾泰慎重，欲籌萬全，卿不必固執己見。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為卿諱。然朕終以卿為是者，不似顧琮為遊移巧詐之計耳。」其後上巡天津，閱中亭河工，賦詩紀事，猶病嘉淦之失計也。

　　是年八月，調湖廣總督。七年五月，疏言：「內地武弁不得干預民事。苗疆獨不然，文員不敢輕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擾而已。爭訟劫殺之案，皆委之于武弁，威權所及，攤派隨之。於是因公科斂，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競逞其能；甚至沒其家貲，辱及婦女。苗民不勝其忿，與之並命，而嫌釁遂成。為大吏者，或剿或撫，意見各殊。行文查勘，動經數月。苗得聞風豫備，四處句連，飲血酒，傳木刻，亂起甚易，戡定實難。幸就削平，而後之人仍蹈前轍，搜捕株連，滋擾益甚。苗、瑤無所告訴，乘隙複動，惟力是視。歷來治苗之官，既無愛養之道，又乏約束之方。無事恣其侵漁，有事止於剿殺。剿殺之後，仍事侵漁。侵漁既久，勢必又至剿殺。長此循環，伊于胡底。語曰：『善為政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苗人散居，各有頭人。凡作奸窩匪之處，兵役偵之而不得者，頭人能知之；鬥爭劫殺之事，官法繩之而不解者，頭人能調之。故治苗在治頭人，令各寨用頭人為寨長。一峒之中，取頭人所信服者為峒長，使各約束寨長而聽于縣令。眾苗有事，寨長處之不能，以告峒長；又不能，以告縣令。如是，則于苗疆有提綱挈領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長數見牧令，有爭訟可告官區處，而無仇殺之舉。牧令數見峒長，有條教可面飭遵行，而無吏役熒蔽之患。擾累既杜，則心志易孚。所謂立法簡易，因其俗而利導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撫，未赴，湖南糧道謝濟世劾善化知縣樊德貽、衡陽知縣李澎浮收漕米，巡撫許容庇德貽等，疏劾濟世，下嘉淦察讞。長沙知府張琳按衡陽丁役，得浮收狀，申署糧道倉德，布政使張璨致書倉德，請易府牒。倉德持不可，以其實揭報嘉淦及漕運總督顧琮。嘉淦欲寢其事，而顧琮以上聞。禦史胡定複論劾倉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裡袞往按，直濟世。上責嘉淦徇庇，奪官，責修順義城工。

　　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遷左副都禦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許之。十四年，召來京，直上書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七年，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諡文定。

　　嘉淦居官為八約，曰：「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于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諫有聲，乾隆初，疏匡主德，尤為時所慕。四年，京師市井傳嘉淦疏稿論劾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高宗諭步軍統領、巡城禦史嚴禁。十六年，或又傳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過，雲貴總督碩色以聞。命求所從來，遣使者督讞。轉相連染，曆六省，更三歲，乃坐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偽為，罪至死。高宗知無與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嘗著書述春秋義，自以為不足，毀之。

　　子孝愉，以蔭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隸按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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