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刑法志(3)

刑法志(3)

　　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余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磚、納米、納料等項贖罪。（此上系不虧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此系行止有虧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例，犯奸盜受贓，為行止有虧之人，概不許贖罪。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寬武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

　　要而論之，律鈔輕，例鈔重。然律鈔本非輕也。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厘，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厘五毫者，即當時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厘者，即當時之銀六兩也。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厘，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不得已定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鈔若干貫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詔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計其米價、腳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為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即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于洪武時矣。

　　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冀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准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鬥，准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才足比于初之律鈔耳。而況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厘五毫，准鈔六百文，銀七分五厘，准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于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甯家，原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略相當，實不為病也。

　　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複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為納銀、納米。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磚、運碎磚之名尚存也。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並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通變而無失于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疏放。疏放者，引赴禦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二年，禦史鄭道寧言：「納米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系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於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遣還所隸州縣追之。」詔從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蓋降死一等，唯流與充軍為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誥》減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而不用。而充軍之例為獨重。律充軍凡四十六條，《諸司職掌》內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條例，充軍凡二百十三條，與萬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為二冊，一進內府，一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如浙江，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甯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屬衛。有逃故，按籍勾補。其後條例有發煙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明初法嚴，縣以千數，數傳之後，以萬計矣。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產者，或並無軍產，戶名未除者，朝廷歲遣禦史清軍，有缺必補。每當勾丁，逮捕族屬、裡長，延及他甲，雞犬為之不寧。論者謂既減死罪一等，而法反加於刀鋸之上，如革除所遣謫，至國亡，戍籍猶有存者，刑莫慘於此矣。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從謫發，不可贖。」禦史周時亮複請廣贖例。部議審有力者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贖軍之議卒罷。禦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部議以為然，因擬納例以上。帝曰：「豈可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複不允。

　　萬曆二年，罷歲遣清軍禦史，並於巡按，民獲稍安。給事中徐桓言：「死罪雜犯准徒充軍者，當如其例。」給事中嚴用和請以大審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許。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於本犯親枝內勾補，盡絕即與開豁。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勾補。其實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勾原籍子孫。其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崇禎十一年，諭兵部：「編遣事宜，以千里為附近，二千五百里為邊衛，三千裡外為邊遠，其極邊煙瘴以四千裡外為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勾親鄰。如衰痼老疾，准發口外為民。」十五年，又諭：「欲令引例充軍者，准其贖罪。」時天下已亂，議卒不行。

　　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親族有科斂軍裝之費，裡遞有長途押解之擾。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走，可幹沒口糧，每私縱之。其後律漸弛，發解者不能十一。其發極邊者，長解輒賄兵部，持勘合至衛，虛出收管，而軍犯顧在家偃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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