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紀·漢章帝紀(8)

漢章帝紀(8)

　　建初八年〔公元83年〕

　　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

　　初，蒼疾病，上憂念蒼，使道上置驛馬，以知疾之增損。薨問至，上悲不自勝，詔東平傅錄王建武以來所上章奏及作詞賦，悉封上，不得妄有闕。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愴不已，求依東海王故事，自請護喪事。上以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三公出者，乃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詔諸王及公主、京師諸侯悉詣東平王葬，哀策曰：「諮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命受策，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昊天不吊，不報上仁，使屏餘一人，煢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車、乘馬、龍旗九旒、虎賁百人，諡曰獻王。」

　　秋，即擇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司馬。遣衛侯李邑使烏孫，到于闐，上言西域功不可成，盛毀超雲：「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邑言，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世。」遂出其妻。上知超無二心，乃詔責邑，超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可緣詔留之，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言之狹也。以邑毀超，故遣之，內省不疚，何恤邑言。今留之，一時快意，然非忠臣也。」

　　於是疏勒王忠反，保烏即城。超乃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其後忠設詐偽降，願棄前罪，為殺新王。超內知其謀，而偽許之。忠大喜，將輕騎三百詣超。超密勒兵，待酒數行，超叱吏執忠，斬之，放擊其眾，大破之。

　　冬十二月，行幸陳留、梁國、淮陽、潁川。

　　戊申，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傳說，難以正義，恐先師道喪，微言遂絕，非所稽古求道也。其令諸儒學《古文尚書》、毛詩、谷梁、左氏傳，以扶明學教，網羅聖旨。」

　　《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武帝世，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瞿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後也，盡得其書。尚書多於伏生所傳十篇，安國獻之。

　　毛詩者，出於魯人毛萇。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

　　谷梁者，瑕丘江公受之魯申公。武帝時，董仲舒善說公羊，江公訥於口辯，義不如董仲舒，故谷梁學寢微，唯衛太子善谷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谷梁，乃求能為谷梁學者，得沛人蔡子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谷梁，後大儒蕭望之等廷論二家同異，多從谷梁，由是谷梁學復興。

　　漢初張蒼、賈誼、張敞皆修《春秋左傳》，誼為左氏訓故。禦史張禹與蕭生同官，數言左氏於望之，望之善之，及翟方進、賈護、劉歆並傳左氏學。故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此四學雖傳於世，至建武初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議譏毀左氏，以為不宜立。章帝即位，左氏學廢，乃使郎中賈逵敘明左氏大義。逵又言《古文尚書》多與經傳爾雅相應，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學者益廣。

　　逵字景伯，右扶風平陵人。身長八尺二寸，弱冠能誦五經、左傳，兼通谷梁諸家之說，沈深有用，其所學者，可為人師。明帝時為郎，使與班固校書。帝即位，雅好古學，詔逵入講白虎觀，使說左氏傳，上善其說。逵母嘗病，上以逵居貧，欲賜之，以校書比例多，乃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逵。逵讓曰：「逵母病甚，子貧無事於外，屢空，且從孤竹于首陽矣。」其思厚若此。遷衛士令。逵才學皆通，其所著論，為學者所宗。性佚，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袁宏曰：堯舜之傳賢，夏禹、殷湯授其子，此趣之不同者也。夏後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親盡則婚，周人百世不通，此婚姻之不同也。立子以長，三代之典也，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廢立之不同者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周之制也；《春秋》殺君之賊，一會諸侯，遂得列於天下，此褒貶之不同者。彼數聖者，受之哲王也，然而會通異議，質文不同，其故何耶？所遇之時異。

　　夫奕者之思，盡於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故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敘歌謠，謂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錄製度，謂之禮儀；編述名跡，謂之《春秋》。然則經籍者，寫載先聖之軌跡者也。聖人之跡不同如彼，後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故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不可不察。聖人所以存先代之禮，兼六籍之文，將以廣物慣心，通於古今之道。

　　今去聖人之世，幾將千年矣，風俗民情，治化之術，將數變矣。而漢初諸儒，多案《春秋》之中，複有同異。其後殷書禮傳，往往間出，是非之倫，不可勝言。六經之道可得詳，而治體雲為遷易無度矣。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言紛然殽亂。太史公談判而定之，以為六家；班固演其說，而明九流。觀其所由，皆聖王之道也，支流區別，各成一家之說。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雖治道彌綸，所明殊方，舉其綱契，必有所歸。尋史談之言，以道家為統；班固之論，以儒家為高。二家之說，未知所辯。

　　嘗試論之曰：夫百司而可以總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動，動而非已也。虛無以應其變，變而非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為以一人，即精神內竭，禍亂外作。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能者為之使，惟三者為之慮，不行而可以至，不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萬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處之術也。夫愛之者，非徒美其車服，厚其滋味，必將導之訓典，輔其正性，納之義方，閑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愛而欲其濟，仁愛之至，於是兼善也。然則百司弘宣，在於通物之方，則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極則玄默之以司契，運通則仁愛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

　　夫大道行，則仁愛直達而無傷；及其不足，則抑參差而並陳。患萬物之多惑，故推四時以順，此明陰陽家之所生也。懼天下擾擾，竟故辯加位以歸真，此名家之所起。畏眾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殺，此法家之所興也。慮有國之奢弊，故明節儉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隨時之跡，總而為治者也。後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為天下法，儒道且猶紛然，而況四家者乎！夫為棺槨，遂有厚葬之弊；喪欲速朽，亦有棄屍之患。因聖人之言跡，而為支辯之說者，焉可數哉？故自此以往，略而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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