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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9月3日。

  為了解決糧荒問題,穩定後方,蔣介石改組了省糧食管理局,選派得力人員充任局長、副局長。在省糧食管理局內特設糧食供應處。同日,以省府名義下令各縣成立糧食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縣內糧食調查、徵購、平息糧荒風潮。還明令各縣縣長兼任糧管會主任。

  蔣介石的措施雖然強硬,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天不作美,旱災嚴重,糧源枯竭。這年秋收,川糧欠收,產量銳減,糧荒像洪水猛獸似地撲來,穀價飛起咬人。軍糧和政府機關、學校、工廠用糧四處斷源。全國糧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這只「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價派購黃穀四百五十萬石,以解燃眉之急。然而這樣卻更加劇了四川的糧荒風潮。

  9月11日。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坐臥不安,遂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發起踴躍捐獻軍糧的愛國運動。

  呼籲人民獻軍糧,實際上是蔣介石向人民乞討軍糧。

  10月1日。

  成都地區的米價漲至每石二百元。

  10月31日。

  四川臨時參議會第三次大會發表宣言:

  當前第一嚴重事態為糧食問題。自春涉夏,糧價激增,生活高漲,人民諮歎。然一加平抑,則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彌以滋甚。其次則為物價問題。一面感於物品之不給;一面迫於通貨之增發,遊資氾濫,所在居奇,物價膨脹,亦失常度,民生國用,動感困難。再其次則為財政問題。據財政當局報告,截至現在實施結果,除第二預備金用盡無存,複追籌補充外,尚差1000余萬元。至於民國30年度預算,赤字達9000余萬元……四川省全年歲收僅為六千八百萬元。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頭昏腦脹,而且這風潮將越來越猛。他無法再糾纏在這「搞吃的」的事務中,便於1940年11月15日,宣佈辭去四川省主席職務,而由他的親密夥伴張群繼任。

  12月中旬,大後方食鹽供給基地自貢的鹽業工人,因物價暴漲,影響到正常生活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學校,因物價高漲而宣佈增加學費。

  1941年元旦日,蔣介石發佈命令:凡囤糧二百石以上拒不拋售者,予以沒收。

  1月4日,四川省府嚴令登記存糧。各縣檢查報三百石以上的囤糧者,由政府收購,再低價出售給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異常強硬的態度,發佈糧食管理的五種辦法:(一)糧食買賣,必須集中在指定市場。未經獲准之商人,不得經營糧食業:(二)糧食運輸,由綏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團隊保護;(三)所有糧食(包括農戶餘糧)必須登記;(四)凡由縣派令出售糧食供應市場之糧戶、農戶,必須照量售出;(五)凡隱匿不登記之糧食,一經查出,即予沒收。

  重慶國民政府先後決定,對陪都重慶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國家公職人員、教師、學生及其家屬的糧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須品煤、油、鹽、布等物資,實行公家計劃定量供應。同時,宣市糧食由中央直接統管,在這一問題上,重慶國民政府跟歷代封建統治者一樣,寄希望于暴君秦始皇發明的中央大一統的集權來度過難關。

  6月16日,重慶國民政府宣佈: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賦一律徵收實物(黃穀)。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糧,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鑒於政府收糧困難,蔣介石電令四川省府,督飭各級行政長官一律在征糧期間下基層,向地主農民灌輸國民黨的收糧政策,指導鄉長、保長、甲長向農民收糧。規定:凡阻撓徵購及從中舞弊者,不論地位高低,督糧委員有權將其送交軍法審判機關,就地軍法從事。以期保持保甲長們的所謂廉潔。糧荒警報一直在叫,1943年5月時,四川米價已高達每石一千零二十元。成都光華大學的學生們因此吃不起飯,集體請求校方減低學費,救濟生活;校方又集體向中央教育部請求救濟補助;教育部又找誰救濟呢?

  糧食成了大後方第一金貴之物,城市饑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應,又在警察的警棒和槍刺的教導下,暫時平息了搶糧事件,但在廣闊的鄉村,那眾多無人「供應」的饑民,就常常鋌而走險,攔路搶糧。通往各戰區和地方征糧送糧的路上,還經常發生盜匪襲擾事件。1943年6月3日。川康綏靖公署專門就此召集各地部隊長官開會,佈置武裝護運公糧的任務。並將重要糧道,劃分為若干區段,分派部隊負責押送。

  1943年11月10日。

  重慶國民政府糧食部宣佈實行糧食公倉制度,所謂公倉制度,也就是動員農戶把糧食象存錢一樣,存到「公倉」裡去。「公倉」對農戶所存之糧,實行水火兵盜保險。

  糧食變成了貨幣。

  1944年,大後方四川已有一支兩千萬人的災民大軍。成都、重慶每日餓死于街頭無人收屍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這年9月,四川米價最高達每市石四千八百元。

  大後方民眾生活艱苦不言而喻。大後方的軍隊和一般政府人員的生活同樣難以過下去。

  1942年1月19日,中國陸軍大學特六期學員夏鼎新等人,寫信給軍委執法總監何成浚上將,述說在校吃不飽飯之苦,請求補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內政部參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價昂貴,難於糊口,四處求人說情開後門,要求到生活較好點的戰區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將參議兼中央考核委員會少將委員黃格,專門來找老熟人何成浚將軍,求他寫封信給陳誠,讓他到六戰區去工作。何問黃為什麼要去前線,黃說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線去拼將一命,吃碗飽飯,其他絕無侈望。何將軍在日記中寫道:「中央各機關人員,日日為柴米油鹽所苦,不能專心致力於其職務者,實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艱窘,竊賊特多。」

  軍委會軍政部副部長張伯璿的兩套舊西服和兩雙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來,小偷竟是軍委會政治部裡一個中校級部員,問其原因,那位當了小偷的統帥部中校部員說,家裡負擔大重,物價飛漲,工資又低,無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這種丟人現眼的事。

  10

  1943年隆冬。

  凜冽的雪風順著峽江刮來,空氣也象被凍凝固了。

  一位體魄偉岸的老軍人,身著洗得泛白的棉布軍裝,從朝天門碼頭高高的石階大步走到江邊,蹬上一艘淺水火輪。小火輪一聲汽苗拉響,溯江而上。小火輪載著他先後到江津、白沙、內江、隆昌、自貢、樂山、滬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餘縣市。每到一處,那位高大的老軍人,都要召集當地各界民眾大會,即席發表演講,或唱或說,激情滿懷。他還親手揮毫作畫書字,在街頭上擺攤義賣這些字畫,並當場將義賣的錢捐獻為抗戰之用。

  他,就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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