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騎兵(29)_王外馬甲

二九

　　聽見這消息，兩三天沒人說話，大夥全蔫了。當時就想，這往後的仗還怎麼打啊？對戰士們而言，打了敗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後發覺自己孤立無援了。

　　從這以後，冀南區黨委、軍區、行署機關都換成便衣分散行動，醫院解散了，傷病員們也被疏散到各地隱蔽治療。

　　傷員疏散轉移的時候，劉春雷提出：「我是南宮人，讓我回家養傷吧。」地方幹部卻搖頭說：「南宮的關係斷了，去不了。」大劉這才知道局勢有多麼嚴重——南宮縣曾經是冀南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可現在竟然已經成了敵佔區。

　　這是抗日戰爭中最困難的時期，在這以後的近一年時間裡，華北的抗戰形勢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據地來說，1938年以前，雖然大城鎮被日本人佔領著，但他們沒有精力顧及交通線以外的地方，在許多鄉村，既見不到國軍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帶」；1939年，日軍把軍事「清剿」的重點放到了華北，八路軍隨即在1940年實施「百團大戰」，與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到了1941年，雖然日偽軍的「掃蕩」日益頻繁，但抗日軍民仍然能與敵人進行抗衡。當時，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話，那麼敵佔區占兩份，根據地也占兩份，其他地方是遊擊區，白天聽鬼子的話，晚上由八路軍說了算。

　　1942年開春的形勢還不錯，大家都知道美國人也來幫忙打小日本了，上級還傳達精神說要準備進行反攻。那時候，兒童團站崗查路條，開口就問「今年是什麼年？明年又是什麼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準備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滅小日本」，還真會被當做奸細給抓起來。

　　可是，「四二九大『掃蕩』」卻使得局勢急轉直下，八路軍、遊擊隊以及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和群眾團體都受到了空前嚴重的破壞。冀南區黨員數量從四萬人銳減為兩萬人，大批區、鄉、村機構變質成為資敵政權。除極少數地段外，根據地大部分淪為敵佔區或遊擊區，抗日救國活動陷入停頓，《冀南日報》、《救國》、《群眾》等抗日宣傳物全部停刊。

　　人們普遍感到悲觀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雖然嘴上不說，可心裡確實有點發虛，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離開了抗日隊伍。

　　騎兵團的傷員被安排在棗南縣，這一帶也不安全。四周圍，碉堡據點星羅棋佈，封鎖溝牆縱橫交錯，用「出門過道溝，抬頭見炮樓；夜夜聽槍聲，天天跑敵情」來形容，真是一點也不誇張。白天，日偽偵緝隊、便衣隊來來去去，見人就查「良民證」；晚上，公路邊的電線杆上都掛著馬燈，鬼子發現人影就開槍。從5月份到10月份，敵人連續發動多次「清剿」，挨家挨戶地搜捕八路軍戰士和共產黨幹部，田野上和道溝裡經常可以看到遇難烈士的遺體。

　　劉春雷養傷的地方在小於莊①，這裡屬遊擊區，除了保（鄉）甲（村）長，還有偽維持會。保長、甲長是由當地「推舉」產生的，偽維持會的人是日偽政權委派的。他們在表面上替鬼子辦事，暗地裡也時常幫八路軍做工作，所以被稱為「革命的兩面派」。不過，既然是兩面派，就難免有搖擺性，形勢好一些，他們就靠攏八路軍一些；而如果鬥爭形勢過於嚴峻，他們就倒向了日偽一邊。所以，八路軍對待他們，要既利用又提防。

　　【① 小於莊：今河北故城縣于莊。】

　　傷員是由「基本戶」負責照顧的。這些人家並不一定是黨員軍屬，大多是忠厚老實的普通百姓。那時候，真正的黨員幹部家屬有的被抓，有的被殺，家門口被偽維持會掛上了紅燈籠，鬼子、漢奸一天來八趟，根本就沒辦法收留八路軍傷員。

　　劉春雷住在一戶姓舒的人家，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膽小怕事的人，自從八路軍傷員進了門，舒家的老人就沒有踏踏實實地睡過覺，成天擔驚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點動靜就誠惶誠恐、心神不寧。大劉原本住在舒家的廂房，後來看見他們難受的樣子，實在過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廟裡去了。

　　大劉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當時，鬼子對待收留八路軍的人家，不僅要打要殺，還要燒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業，也是生活的基礎，對農村人而言，一是怕沒有土地，二是怕沒了房子。劉春雷實在不願意因為自己養傷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裡養傷，實際上是瞞不過村民的，只不過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劉住在破廟裡，時常會有不知名的群眾帶著雞蛋、饃饃到廟門口「燒香」，隨便作兩個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雞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給菩薩留著的，菩薩吃好了以後保佑我們。」大劉知道，人民群眾是把八路軍傷員當菩薩一樣看待的。半夜裡，偽保長也到廟裡來，放一袋糧食在窗臺上，悄悄說一句「招待不周，請多恕罪」，人就不見了。

　　養傷期間，軍區的衛生員隔三差五地來換藥。在當時，一個衛生員要負責十多個村子的好幾十個傷病員，需要穿越封鎖化裝「巡診」，風險很大，可醫療用品卻很簡單。清洗傷口用食鹽水，治療用碳酸，每次換藥都把劉春雷疼出一身汗來。大劉說：「乾脆你把藥留下，我自己慢慢弄，這樣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衛生員卻說，「不行不行，這是我的任務。」真是沒辦法。

　　6月份，新上任的政治處主任賴達元（1961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也來探望傷員，他要求養傷的同志堅定信念、堅持鬥爭，並且宣佈劉春雷為「政治戰士」。

　　「政治戰士」？這可是個新鮮職務。

　　「四二九」以後，由於環境嚴酷，條件惡化，有些人對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動搖了。在個別地方，出現了基層組織渙散解體、幹部戰士逃跑的現象，有些休養康復的傷員不肯歸隊，甚至有人叛變投敵當了漢奸……針對這種情況，八路軍加強了政治建設，把連指導員改稱為連政委，充實了黨支部的力量。這個「政治戰士」的崗位是新設的，大致相當於排指導員，任務是鼓勵大家「咬緊牙關，渡過黎明前的黑暗」。

　　賴主任發給「政治戰士」一把盒子槍，可劉春雷卻不願意要。因為，他在養傷期間發現，村裡的群眾雖然誠心誠意地照顧負傷的戰士，但卻很怕八路軍在自己家門口打仗。如果發現傷員的手裡有武器，恐怕只會增加老百姓的緊張情緒，對維護軍民關係沒什麼好處。大劉說：「現在這種環境，手槍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給我一顆手榴彈吧，我肯定不當俘虜就是。」

　　賴主任接受了大劉的建議。臨走的時候，他表示要加強對這一帶的監護，保證傷員們的安全。賴達元以前是四分區的組織科長，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員魏二民來了。這是個三十多歲的黑瘦漢子，黑禮帽、黑衣裳，全身的綾羅綢緞。可是，他褲子長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號，褲腰裡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是偷來的一樣，讓人見了忍不住笑。劉春雷心說：「八路軍裡怎麼會有這麼一路貨！」

　　正捉摸著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開口了：「兄弟，你以前是當小夥計的吧？」

　　「是呀，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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