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42)_斯諾

四二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內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在那裡發動他的第一次政變的時候。在國民黨左右兩派達成和解，國共團結得到重申以後，我於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我在上海指導共產黨農民部的工作，接著被派到湖南去擔任農民運動的視察員。同時，在國共兩黨結成統一戰線的情況下，一九二六年秋天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北伐。

　　在湖南我視察了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五個縣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並向中央委員合作了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中採取新的路線。第二年初春，我到達武漢的時候，各省農民聯席會議正在舉行。我出席會議並討論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議——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會議的還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約克、沃倫兩個俄國共產黨員，會議通過了決議，採納我的主張並提交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考慮。但是，中央委員會把它否決了。

　　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召開的時候，党仍然在陳獨秀支配之下。儘管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南京開始襲擊共產黨，陳獨秀卻依舊主張對武漢的國民黨妥協退讓。他不顧一切反對，執行小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政策。對於當時黨的政策，特別是對農民運動的政策，我非常不滿意。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開展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麼，蘇維埃就會在全國範圍早一些並且有力得多地發展起來。

　　但是，陳獨秀強烈反對。他不懂得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當時農民可能發揮的作用。結果，在大革命危機前夜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沒有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綱。我要求迅速加強農民鬥爭的主張，甚至沒有加以討論。因為中央委員會也在陳獨秀支配之下，拒絕把我的意見提交大會考慮。大會給地主下了個定義，說『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就沒有再討論土地問題。以這個定義為基礎來開展階級鬥爭，是完全不夠和不切實際的，它根本投有考慮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然而，大會以後，還是組織了全國農民協會，我是第一任會長。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儘管共產黨對農民運動採取冷淡的態度，而國民黨也肯定感到驚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已經有了一種驚人的戰鬥精神。高級官員和軍事將領開始要求鎮壓農運，他們把農會稱作『痞子會』，認為農會的行動和要求都過火了。陳獨秀把我調出了湖南，認為那裡發生的一些情況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對我的意見。

　　四月間，反革命運動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指使下對有組織的工人的大屠殺已經發生。在廣州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的叛亂，許多農民和工人被反動派殺害。不久以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取消了它和共產黨的協議，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和政府中『開除』出去，而這個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這時得到党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說服陳獨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擔任省委書記，十天以後，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當權的唐生智。這時，黨內情況處於混亂狀態。幾乎人人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不久之後，武漢的國共合作瓦解，陳獨秀也就垮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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