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27)_斯諾

二七

　　問：「怎樣才能最好的武裝人民、組織人民和訓練人民來參加這樣的戰爭？」

　　答：「人民必須有組織自己和武裝自己的權利。這種自由，蔣介石在過去是不肯給予他們的。但這種壓制可並沒有完全成功——譬如就紅軍的情形來說，就是如此。還有，北平、上海和其它各地雖有嚴重的鎮壓，但是學生卻仍開始把自己組織起來，有了政治上的準備。但是學生和革命的反日群眾還沒有獲得他們的自由，還不能動員起來，加以訓練和武裝。反過來，當人民大眾獲得了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自由，他們的力量就將千百倍的增強，全國人民的真正力量就將顯示出來。

　　紅軍經過自己的鬥爭，從軍閥手中獲得了自由，成為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抗日義勇軍，也同樣的從日本壓迫者的手中，獲得了行動自由，武裝了他們自己。中國人民如果加以訓練起來、武裝起來和組織起來，他們也一樣可以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問：「在這次『解放戰爭』中，你看應該主要採取怎樣的戰略和戰術？」

　　答：「戰略應該是一種在一條很長的、流動的、不定的戰線上進行運動戰的戰略，戰略的成功完全要靠在地形險阻的地方保持高度機動性，其特點是進攻和退卻都要迅速，集中和分散都要迅速。這將是一種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壕、重兵和堅壘的單純陣地戰。我們的戰略和戰術必須依作戰的地形來決定，而這就決定了運動戰。

　　這並不是說要放棄戰略要衝，只要認為有利，戰略要衝還是應該用陣地戰來保衛的。但中心戰略卻比必須是運動戰，而著重依靠遊擊隊戰術。深壘戰必須利用，但這在戰略上只是輔助的和次要的。」

　　（這裡不妨插一句，就是這種戰略一般來說似乎也頗得非共產黨的中國軍事領導人的普遍贊成。南京由於有一支全部靠輸入的空軍，固然有了一支雖然開支浩大然而力量可觀的對內進行鎮壓的力量，但大部分的專家，對於它在對外戰爭中的長期價值，卻並不存在怎樣的幻想。空軍和中央軍的這種機械化，有許多人甚至視為是化費不貲的玩具，認為在戰爭初期時肯定有令人感到意外的效果和輔助性的防禦作用，但在最初幾個星期後，就不能維持主動的作用，因為中國幾乎完全沒有基本軍事工業，足以維持和補充空軍或現代戰爭中任何其他高度技術化的部隊。

　　白崇禧、李宗仁、韓複榘、胡宗南、陳誠、張學良、馮玉祥和蔡廷鍇都似乎相信：中國戰勝日本的唯一希望，最終必須依靠把大軍分成機動部隊，進行優勢的運動戰，並且在廣大的遊擊區域中要有能力維持持久的防禦，這樣先在經濟上，後在軍事上慢慢拖垮日本。這至少就是他們的理論。）

　　毛澤東繼續說：「從地理方面來說，戰場是這樣的廣大，因此我們有可能以最大的效率來進行運動戰，這對像日本這樣行動緩慢的戰爭機器有致命的效果，因為它為了對付後方的襲擊，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摸索著前進。如果在一條狹隘的戰線上集中重兵、竭力防禦一二處要鎮，那就完全丟掉了我們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戰術有利條件，而重蹈阿比希尼亞的覆轍。我們的戰略和戰術應該注意避免在戰爭初期階段進行大決戰，而應該逐步打擊敵軍有生力量的士氣、鬥志和軍事效率。

　　阿比希尼亞的錯誤，除了內部政治上的弱點以外，就是在於他們想保有一條縱深戰線，使得法西斯便於轟炸，便於放毒氣，便於將技術上較強的戰爭機器對不機動的集中兵力進行襲擊，使得自己受到致命的有機傷害。

　　除了中國正規軍之外，我們還應在農民中創建、指導並且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武裝大量的遊擊隊。東三省的這種類型的抗日義勇軍的成績，只不過是全國革命農民中可以動員起來的潛在抵抗力量的極小表現。只要有適當的領導和組織，這種隊伍可以弄得日本人一天二十四小時疲於奔命，愁得要死。

　　必須記住，這次戰爭是在中國境內打的。這就是說日本人受到敵視他們的中國人民的完全包圍。日本人的全部給養不得不靠從外面運進來，並且還要加以保護，在各交通線都要重兵駐守，同時在東三省和日本的基地也必須重兵駐守。

　　戰爭的進行中使中國有可能奪獲許多日本的俘虜、武器、彈藥、戰爭機器，等等。到了某個時候，我們就越來越可以跟日本軍隊作陣地戰，利用堡壘和深壕了，因為隨著戰爭的進展，抗日軍隊的技術裝備一定會大大的改善，而且還有與外國的重大援助而加強起來。在佔領中國的長期負擔的重壓下，日本的經濟是要崩潰的；在無數次勝負不決的戰役的考驗下，日本軍隊的士氣是要渙散的。當日本帝國主義的浪潮在中國抗戰的暗礁上沖散了以後，中國革命人民中潛藏的大量人力，卻還可以輸送無數為自己的自由而戰鬥的戰士到前線來。

　　這一切以及其他的因素，是決定戰爭的條件，使我們可以對日本的堡壘和戰略根據地作最後的決定性的攻擊，將日本佔領軍趕出中國。

　　我們將歡迎並優待被我們俘獲的和解除武裝的日本官兵。我們不會殺他們。我們將對兄弟一般的對待他們。我們對於日本無產階級的士兵並無衝突，我們要用一切方法使他們站起來，反對他們本國的法西斯壓迫者。我們的口號是：『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壓迫者法西斯頭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目標是不矛盾的。」

　　時間已經過了早晨兩點，我精疲力盡，但在毛澤東的蒼白有點發黃的臉上，我卻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吳亮平翻譯和我紀錄的時候，它一忽兒在兩個小房間之間來回踱步，一忽兒坐下來，一忽兒躺下來，一忽兒倚著桌子讀一疊報告。毛夫人也還沒有睡。忽然間，他們兩個都俯過身去，看到一隻飛娥在蠟燭旁邊奄奄一息地死去，高興得叫起來。這確是一支很可愛的小東西，翅膀是淡淡的蘋果綠，邊上有一條橘黃色和玫瑰色的彩紋。毛澤東打開一本書，把這片彩色的薄紗般的羽翼夾了進去。

　　這樣的人會是真的在認真地考慮戰爭嗎？

　　我突然想起第二天早上八點有一個約會要參觀紅軍大學——要考察中國共產黨人抗日情緒的「誠意」，這個地方大概是最合適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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