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9)_斯諾

九

　　延安是個理想的要塞，它位於一個深谷中間，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堅固的城牆一直延伸到山巔。現在，城牆上新建了許多工事，象蜂窩一樣，工事裡一挺挺機槍都對著不遠地方的紅軍。公路以及與公路直接毗連的地方，那時仍然在東北軍手裡，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斷聯繫的。蔣介石總司令對紅軍進行了封鎖，紅軍利用封鎖來對敵人進行反封鎖，據說有數以百計的人活活地餓死。

　　就是用飛機來對付周圍的紅軍也證明是不起作用的。紅軍把機關槍架在山頂——因為他們沒有高射炮——結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飛行員來給城裡空投供應時，不得不飛得極高。事實上，大多數的供應品都落在紅軍手裡，他們就在延安城外開了一個市場，將食物賣回給城裡被困的居民。連張學良自己的外國駕駛員，因怕機關槍的高射，也有點膽怯起來，有一個美國人竟因此而辭職。後來我在西安府看見少帥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機滿身都是彈孔，我對那飛行員深表同情。

　　紅軍對延安④的長期包圍，是在我到達那裡以前幾個星期才解除的，但是從居民的面有菜色，從店鋪裡的貨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門緊閉，還可以明顯地看到圍城的跡象。食品極少，價格高昂。可以買到的那一點東西，都是因為同紅軍遊擊隊達成暫時的休戰而得到的。當時曾達成協議，東北軍不在這條戰線上向蘇區發動攻勢，作為交換條件，蘇區的農民開始出售糧食和蔬菜給那饑餓的剿共軍隊。

　　〔④延安後來為紅軍所佔領，現在（一九三七年）是紅區臨時首都。〕

　　我有到前線訪問的證件。我的計劃是第二天一早離開延安，到「白軍」前線去，那裡的軍隊限於防守陣地，沒有前進的意圖。到了前線後，我打算岔入一條據說是商販偷運貨物出入蘇區的山道。

　　我如願以償，安然通過最後一個崗哨，進入無人地帶——這個經歷，我要是如實地敘述出來，就可能給那些幫助我前去的國民黨方面的人造成嚴重困難。現在我只消說，我的經歷再次證明在中國任何事情都可能辦到，只要照中國的方式去辦。因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我確實已經把最後一架國民黨的機關槍拋在後邊，走過那個把「紅」「白」兩區分開的狹長地帶了。

　　跟著我的，只有一個騾夫，他是我在延安雇來的。他答應把我簡單的行李——鋪蓋卷、一點吃的、兩架相機和二十四卷膠片，運到紅軍遊擊隊的第一個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還是白匪，不過他的樣子的確像個土匪。幾年以來，這一帶反復被那兩種顏色的軍隊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過赤匪就是做過白匪——也許兩者都做過。我決定最好是不要問莽撞的問題，只是乖乖地跟著他走，希望一切順利。

　　我們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溪走了四個小時，一路沒有見著一個人影。那裡根本沒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兩邊岩壁高聳，溪水就在中間湍急地流過，在岩壁上面就是險峻的黃土山。要結果掉一個過分好奇的洋鬼子，這是一個好去處。使我惴惴不安的一個因素，是那個騾夫對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轉過頭來大聲說。這裡，岩壁終於消失，一個狹小的山谷展現在我們面前，山谷裡一片綠油油的麥苗。「我們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著他的前面望去，看見一座小山的山邊有一個黃土村落，縷縷青煙從村裡那些高大的泥煙囪裡嫋嫋上升，那些煙囪象長長的手指一樣豎立在峭壁的面前。幾分鐘之後，我們就到了那裡。

　　一個年輕的農民，頭上包著一條白毛巾，腰間插著一支左輪手槍，從村裡走出來，驚愕的望著我，問我是誰，到那裡去幹什麼？「我是個美國記者，」我說。「我要見這裡的貧民會主席。」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回答說：「Haip'a！」

　　我過去聽到中國人說「Hai p'a」就只有一個意思：「我害怕！」我心裡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該感到怎麼樣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來他的話不是這個意思。他回過頭來問那騾夫我是什麼人。

　　那騾夫把我說過的話重說了一遍，還添枝加葉地說了些他自己的話。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農民的臉色和緩下來了。這時我發現他確實是個長得很英俊的小夥子，皮膚黝黑發亮，牙齒整齊潔白。他好像同中國其他地方的膽怯的農民不屬一個族類。他那雙炯炯有神的快樂的眼睛含著一種挑戰的神情，他還有一定的嚇人氣派。他的手慢慢地從槍柄上移開，臉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見的人，」他說。「我就是主席。請進來喝口熱茶吧。」

　　這些陝西山區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盡是發音含混的口語，但是他們懂得「白話」——中國的官話，他們自己的話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聽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幾次談話的努力之後，他漸漸地現出能夠領會的神情，我們的談話就有了順利的進展。不過在我們的談話當中，偶爾又會出現Hai p'a 一詞。我一時顧不上問他到底害怕什麼。等到我最後問清這個問題時，我這才發現陝西山區方言中的 Hai p'a 等於官話中的 pu chihtao（不知道）。這個發現使我感到很滿意。

　　我坐在鋪著炕氈的炕上，向我的主人進一步談到我自己和我的計劃。過了不久，他就顯得沒有什麼疑慮了。我想去縣政府所在地安塞，當時我以為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就在那裡。他能不能給我找一個嚮導和一個騾夫。

　　他答應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不過我不能在大熱天趕路。太陽已經升到當空，天確實是非常熱，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說，我吃了東西沒有呢？說實在呢，我餓極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氣，接受了他的邀請，第一次同一個「赤匪」一道吃飯。我的騾夫急於回延安去，我把錢付了給他，跟他告別。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後一個聯繫環節告別，從此要有許多星期不跟它發生接觸。我已破釜沉舟，決心跨進紅區了。

　　我現在已經完全落入劉龍火先生（我後來知道這就是那位青年農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樣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強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們開始從附近的窯洞裡陸續過來。他們穿著同樣的裝束，帶著同樣的武器，好奇地看著我，聽見我說話的怪腔怪調，都呵呵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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