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長城(26)_王紀卿

二六

　　德王得到偽滿察東警備司令李守信和關東軍特務植田的幫助，1935年1月從內蒙東部招兵買馬，建立了一個團的武裝，德王的心腹寶貴廷任團長，暫時在李守信那裡秘密訓練。關東軍派出特務機關，在蘇尼特右旗設立電臺。從此，德王與日本的勾結，有了正式的固定的渠道。不久，關東軍派人通知德王：「我們日本已經幫助滿人建立了滿洲國，現在還要幫助你們建立蒙古國，今後日、滿、蒙可以合作。」關東軍給德王贈送了一架飛機。日本「滿鐵」總裁也給德王送來電影和照相器材。8月，板垣征四郎一行飛往內蒙，與德王密謀建立「蒙古國」。12月，德王應關東軍邀請，到達長春，與司令官南次郎等人會談，商定先在內蒙西部搞一個「獨立」局面，然後再建立獨立的「蒙古國」。關東軍送給德王五十萬元日幣和五千支步槍。德王從長春返回蘇尼特右旗，確定成立「蒙古軍總司令部」。

　　同一個月，李守信的偽滿軍在日軍支持下，侵佔察哈爾東部八個縣，控制了八個旗，德王隨即在察東成立「察哈爾盟公署」。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自己的王府舉行了「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乘專機到會祝賀。5月12日，德王任總裁的偽蒙古軍政府在化德成立，懸掛藍地紅黃白條旗。德王正式投靠了日本，當了傀儡和蒙奸。

　　日本用刺刀在中國扶植起三個傀儡政權，溥儀、殷汝耕和德王被日本主子拴在一起，充當日本侵華的走卒。

　　國難當頭，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以把日本滅亡中國的侵略意圖，看得明明白白。在這種時候，中國當局者和一些西方政治家，還不能充分認識日本的野心，他們的洞察力，也許還不如中國一個普通的百姓，這種現象，實在是令人費解。中國民眾空前高漲的抗日救亡的熱情，得不到國民政府的支持，暫時也沒有獲得西方國家的理解。

　　中國的紅色政黨和紅色政權，在時局維艱的歲月裡，和廣大民眾一樣，處在十分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但是，中國共產黨衝破險阻，高舉民族解放的旗幟，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全國共同抗戰，進行著長期不懈和艱巨複雜的鬥爭。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佔領華北併吞中國告全國民眾書》，號召一切真正願意反對帝國主義的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都聯合在反日統一戰線之內。

　　中國人迫切需要抗日的武裝。同一年7月7日，尋淮洲和粟裕等人領導的紅七軍團，奉命改編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從江西瑞金出發北上。八天后，中國的紅色政權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要把軍隊開上抗日前線。10月10日，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

　　在紛繁複雜、險惡重重的時局中，湖南人毛澤東精闢地認識到，抗日救亡運動已經進入高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確立了這位遠見卓識者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同年10月1日，一篇著名的宣言由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發出，刊載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宣言號召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一切愛國的軍官和士兵，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黨派和團體，一切關心祖國的華僑和國內一切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鬥爭。

　　同一個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共產黨和紅軍連續發表抗日宣言，反對蔣介石出賣中國。中共中央從12月17日起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根據新的形勢制定政策。27日，毛澤東在党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系統闡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

　　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瓦窯堡會議以後，忙於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先後給蔡元培、許德珩、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和杜斌丞寫信，表示支持他們的愛國活動，提出今後工作的希望。毛澤東在寫給許德珩的信中說：「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

　　中共中央北方局支持和領導學生的愛國運動。12月9日，北平學生長期被國民黨當局壓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六千多名學生湧上街頭，奔向新華門，向國民政府請願，反對賣國，反對內戰，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學生遊行隊伍經過西單時，遭到軍警阻攔和野蠻鎮壓，一百多名學生受傷，三十多名學生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學聯做出反應，各校學生舉行總罷課，積極醞釀和準備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學生的愛國運動持續到16日。國民政府原訂在這一天舉行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大會，中共北平黨組織在這一天發動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清晨，北平的學生們從四面八方湧向天橋，舉行三萬多人的市民大會，通過了組織民眾、共同抗敵、誓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等決議案。會後，幾萬人示威遊行，當局再次調動軍警鎮壓，四百多名學生被大刀砍傷、刺傷或被棍棒打傷，三十多名學生被捕。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大會，只好延期到12月18日舉行，而且「大會」開得又小又短，包括新聞記者在內，只有三十多人與會，從開會到散會，只有二十幾分鐘。

　　北平學生的行動影響了全國。在北平附近的天津，在江浙地區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在華中的武漢，在華南的廣州，在中原的開封，在太行山東西側的濟南和太原，都有愛國學生示威遊行、請願和罷課。「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傳到世界各地，海外僑胞立即向國內學生組織發出電函，讚揚他們的愛國精神，誓為他們的後盾。

　　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平師範大學舉行了成立大會。到當年暑假，北平民先隊員發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後來，全國各地有三十多個城市建立了民先隊。在巴黎、東京和緬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隊組織。

　　上海成立了以愛國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為骨幹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要領導人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沙千里等。救國會發表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蔣介石容不得這樣的組織，當局在11月23日逮捕了救國聯合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和王造時，史稱「七君子事件」，震動全國。各界人士紛紛抗議政府，營救運動聲勢浩大。宋慶齡、何香凝和胡愈之等十六人發起「愛國入獄運動」。他們說，如果愛國有罪，他們願與七君子同受處罰；如果愛國無罪，他們則與七君子同享自由。宋慶齡等人前往蘇州，請求入獄。國民政府迫於全國輿論，在「七七」事變後釋放了七君子。

　　文化界也致力於推動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魯迅在《答文化新聞社問》中，揭露了日本侵華的真面目。中共領導下的「左聯」，抗議日本侵略，呼籲國際社會支援，號召全民族奮起抗日。魯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二十一位文藝界新舊各派領導人，共同簽署一份宣言，明確提出：「在文學上，我們不強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國上，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動之更有力。」

　　文化界實踐了他們的宣言。一些小說家寫出膾炙人口的抗日作品，陽翰笙寫《義勇軍》，肖紅寫《生死場》，蕭軍寫《八月的鄉村》，艾蕪寫《咆哮了的許家屯》。劇作家田漢寫《亂鐘》，詩人蒲風寫《我迎著風狂和雨暴》，陳鯉庭和崔嵬寫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夏衍寫報告文學《包身工》。音樂家聶耳創作《大路歌》，歌詞作家孫慎寫《救亡進行曲》，麥新寫《大刀進行曲》。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傳遍中華大地，以強烈的感染力，激勵中華民族起來抗爭：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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