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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由於全國人民要求抗日。中央軍也北上參戰,當時我很興奮。哪知保定見蔣委員長,不談抗戰,反而逼我下臺。所有以前的熱情支持,不過是誘我上圈套,好逼我下臺。這是日、蔣合演的假戲而已。」

  「有誰較為善良,或者讓人稍微喘口氣呢?毒害是一樣的,如果定要加以區別,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列車上,就悶倒在我的床上,號陶大哭……」

  這雖是後話,但略一細想作為當時的一個軍閥實力派,張學良丟了兵權,豈有不痛苦之理。

  當夜,車到北平,張學良在王卓然的陪同下回順承王府官邸。

  下車時,張學良仍是鬱悶難解,言猶未盡,手扶車門對王卓然道:「老王,你看我放棄兵權和地盤,像丟掉破鞋一樣,別的軍人能辦得到嗎?但是中日問題,蔣先生以和為主,還不知演變到什麼地步。人罵我不抵抗,我也不辯。但下野後,不知道我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王卓然一時也心情黯淡,無言以對。張學良又接口道:「我仿佛記得林肯有幾句話,說人民是欺騙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馬上譯出送給我。」

  王卓然不敢怠慢,回到屋裡便查了起來。

  不一會,一行小字便躍然紙上:

  「你可欺騙全體人民于一時,或欺騙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騙全體人民于永久。」

  王卓然拿起譯好的這幾句話,轉身向外走去……

  3月11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宣佈辭職。

  短短的1年多裡,他兩次受挫,與其說敗給日本人,倒不如說敗在蔣介石手下,正如他所說的,蛇比虎更狠。

  4月10日,當張學良在上海登上意大利郵輪,準備赴歐洲「考察」時,遠在江西的蔣介石卻在南昌擴大紀念周上發表演說,宣稱:「抗日必先『剿匪』,征諸歷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在匪未肅清前絕對不能言抗日,否則即予最嚴厲處罰。」

  而此時,長城各口卻彈雨紛飛,硝煙彌漫,中日兩軍正處在

  緊張、激烈而又複雜的惡戰之中……

  13.張學良曾上了暗殺大王的黑名單

  張學良在保定辭別蔣介石後,心情灰暗。

  由於國內群情激奮,而老蔣再三相催,又答應在東北軍善後問題上多加關照,張學良想再留北平已無可能。

  1933年3月,熱河淪入暴日之手。

  張學良不得已通電全國,辭職下野,開始作出國準備。

  3月底,他悄然南下來到上海。張學良此行雖行蹤極密,但令他意外的是他不但上了死亡黑名單,而且險乎吃了炸彈。經查,主持此事的不是別人,正是有「暗殺公司」老闆之稱刺殺高手、反蔣「英雄」王亞樵。

  王亞樵,又名王鼐、安九光,1877年生於安徽合肥,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1913年流亡上海,日作苦工,夜宿街頭,因其為人慷慨好義、大膽任俠,又剛直倔強、嫉惡如仇,報快在同鄉中有了聲名,漸漸有了勢力。他曾追隨中山先生到過廣東,協助韓恢反對李純霸佔上海,積極參加安徽人民的驅張(文生)運動,反對曹錕、吳佩孚賄選。1923年,王亞樵為推翻曹、吳,聯絡浙江督軍盧永祥,暗殺了湘滬警察廳長、攻浙前敵總司令徐國梁,從此開始,王成為2、30年代活躍于滬寧、粵港等地的傳奇人物。他廣收徒弟,擴充實力,自立幫派,自成一體,長期從事暗殺活動,並以暗殺手段對付蔣介石的賣國獨裁。由於王亞樵膽大心狠,殺場上屢有建樹,而且此人黨徒眾多、行蹤飄乎不定,別說一般人,就是蔣介石也怵他三分。戴笠當時最感頭疼的「勁敵」正是此人。

  王亞樵瞄上張學良是有原因的。「九·一八」事變後,張執行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棄東三省的大好河山,率軍退入關內,受到全國人民的唾駡。1933年元旦,日軍進攻山海關,得手後又兵分三路繼續推進,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軍僅用128人就佔領承德,熱河很快淪陷。張學良作為駐平之華北國民黨最高軍政長官,又是防守熱河的東北軍的最高統帥,再一次充當了蔣介石妥協退讓、投降賣國政策的替罪羊。朝野指責,國人不諒,輿論界也大張撻伐,特別馬君武於「九·一八」後所作、發表於《時事新報》的《感時近作:哀瀋陽》一詩,更加深了人們對張學良的不滿: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管弦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在這種情況下,代蔣受過的張學良成了生活荒唐的棄土罪人,不得不于3月7日電呈國民黨中央,引咎辭職。

  而王亞樵秉性剛烈,仇恨暴日,最看不上的就是內戰逞兇、外戰畏敵的中國將領。當馬占山組織東北抗日義勇軍奮起抗戰之時,王曾出面負責籌募支援經費;「一·二八」事變後,19路軍奮起抗日,王也宣佈成立湘滬抗日義勇軍。集合3千人馬,開赴太倉前線,配合19路軍作戰。後王統率救國決死軍,派敢死隊襲擊日軍司令部,令水手送水雷轟炸「出雲」號日本旗艦。對日寇深惡痛絕的王亞樵當時並不知張學良代蔣受過的內幕,因而把東北、熱河丟失的罪責歸到了張學良身上。怒其「不抵抗」怒其不戰而退。

  張學良攜夫人于風至、密友趙四小姐、副官長譚海少將等一行秘密來上海後,住進了海上聞人杜月笙、張嘯林替其租用的福煦路181號公館。儘管有杜、張的名頭震懾,但張學良沒幾日便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有人在大門口放了炸彈。在這枚取去引信不會爆發的炸彈上附有警告書信一封,大意說:請張某即日離開上海,否則,第二顆炸彈上來,保證開花。

  事發後,杜月笙既驚恐又震怒。這位在上海跺跺腳地就亂顫的黑幫魁首,想不到今日竟有人黑到了他頭上。他立刻派出大批人馬,四出查訪終於得悉,是王亞樵「激於義憤,幹的好事。」張學良得知此事,不免著急,王亞樵的暗殺「戰績」,大上海盡人皆知。於是張請來杜月笙,挽其出面居間調解。杜月笙對別人不怵,對這位安徽的亡命徒卻不敢大意。王亞樵是不會全買他的賬的。由於杜月笙此前受蔣介石之命,作為張學良此次上海之行的東道主,不得已只能派人去跟王亞樵「講斤斗」。

  張學良提出,如果王亞樵的組織缺乏活動經費,他「願意盡力幫忙,予以接濟」,以為花點錢就可了事。但想不到王亞樵的回答大義凜然,漂亮之極:「我這麼做,並不為錢,而是為國家民族大義。張學良是國家民族的罪人,我作為一個國民,要對他加以制裁。」一口封死了任何花錢化解的可能。

  隨後,王亞樵通過杜月笙開出解決問題的條件,要其轉達張學良:

  「一、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馬,和日人決一死戰。

  「二、如不能戰,請返東北,自殺以謝國人。

  「三、既不能戰,又不能死,惟有將全部財產交出、購買軍火接濟關外的義勇軍。

  「三條路,請張氏擇一而行,否則第二顆炸彈就不會沒有引信了。」

  杜月笙是上海社會最有實力的聞人大亨,但對王也有三分忌憚;而王自忖人手、勢力遠不如杜,雙方「講斤斗」的結果,是限其一月,請張學良離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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