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107)_高金虎

一〇七

　　這兩種觀點如果用傳統的方法來分析，都可以找到證據，都可以成立。何者為真，何者為假？傳統的綜合法、歸納法對此無能為力。但是，如果當時情報人員使用的是證偽方法，則局面可能完全兩樣。兩種觀點都能被證偽，但是，根據矛盾律，兩個互相矛盾的判斷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對立的判斷何者為真，何者為假？證偽法並不能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根據常識，只有以演習的形式掩護戰爭準備，而沒有打著戰爭的幌子而進行的演習，除非對方的決策者真的發了瘋。這樣，誰真誰假，一眼可知。

　　如何正確運用證偽法？伊薩克·本·以色列認為，首先要盡可能地提出各種假設，假設的範圍越周詳越好。其次，對各種假設進行證偽而不是證實，因為，有些情報資料可以同時證實兩種絕然相反的假設。只要有一件情報資料證明該假設不能成立，該假設就被證偽，情報人員應毫不猶豫地否定它，不管同時有多少情報資料支持它。情報人員應該不斷地提出假設，不斷地進行證偽，直至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贖罪日戰爭前埃及的戰備活動到底是一場演習，還是為了發動一場戰爭？對這個問題用證實的方法或歸納法。綜合法都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因為軍事調動可以是為了演習，也可以是為了發動戰爭。在這種情況下，澤拉一味堅持自己的教條，對新情況新問題採取鴕鳥政策是不足取的。如果他採用證偽法，馬上就可以得知，這一次阿拉伯國家的行動遠非尋常，軍事調動是為了演習的假設很難成立，戰爭一觸即發。

　　不發警告會導致措手不及，
　　警告過多會削弱警告的可信度。
　　「狼來了」效應讓情報人員好生為難。
　　
　　作為統帥部的戰略哨兵，情報機構應該在戰爭爆發之前向決策者發出警報，以便決策者能及時採取預警措施，挫敗敵人的突然襲擊。一般而言，在每次突然襲擊發生前，情報機構都能在某種程度上發出警報，但是，這些警報大多不能兌現，突然襲擊還是不能避免。這就是所謂「狼來了」效應。情報機構發出的這些警報，不僅不能起到預警作用，反而使人們產生了一種麻痹心理，當真正揭示危機來臨的警告發出時，人們反而不以為然。

　　美國軍界早就意識到日本有可能對珍珠港發動突然襲擊，其方式可能是空襲或潛艇攻擊。對美國海軍來說，奇襲珍珠港已經成了一種常識。太平洋艦隊司令官金梅爾在上任之初也提出過這種可能性。1941年1月，美國海軍部電告太平洋艦隊，據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提供的情報，日本將以偷襲珍珠港開始美日戰爭，要太平洋艦隊提高警惕。10月18日，鑒於日本內；閣改組，軍國主義分子東條英機上臺，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命令美國海軍進入戒備狀態，說日本有進攻英國和美國的可能性。

　　11月27日，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又向珍珠港發出戰爭警告令，說日本即將採取侵略行動，要太平洋艦隊採取適當的防禦措施。由於前幾次警告均是虛驚一場，這個真正的戰爭警告在珍珠港也就沒有引起任何反應。金梅爾對太平洋艦隊在珍珠港口發現不明潛艇的報告也懶得理睬。在古巴導彈危機前也存在類似情況。早在危機發生一年半前，古巴難民就報告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但事實上是無稽之談。1962年9月，古巴難民報告蘇聯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導彈，但這些報告查證下來，要麼是地空導彈，要麼就是什麼也沒有。當古巴難民再次報告蘇聯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導彈時，情報人員就不相信他們的報告了。情報人員認為這些難民都是些反卡斯特羅分子，他們一心想借助美國的力量打回古巴，恢復自己的家園，他們提供的情報缺乏客觀性。

　　贖罪日戰爭前，「狼來了」效應對情報人員的影響尤其明顯。薩達特繼任總統後，曾將1971年定為「決定的一年」，但實際上他當時還沒有力量發動一場戰爭，所謂「決定的一年」成了人們的笑柄。但是，薩達特此舉卻對以色列情報分析人員產生了很大影響。卡羅爾·貝爾指出：「（贖罪日戰爭）前兩年埃及沒有實現的威脅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及無力在軍事上解決問題，這一點有意無意地成了埃及人隱蔽自己意圖的陰謀。」1973年5月和8月埃及的兩次軍事動員更是起到了削弱以色列人警覺的作用。

　　以色列情報機構兩次發出警報，認為戰爭即將爆發，但兩次警報都是不成功的。決策層因而認為，對情報界的警報不必過於認真。當埃及宣佈於9月30日再次進行動員時，以色列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場尋常動員，不以為意。國防部長達揚說「薩達特曾兩次使我們宣佈總動員，每次都使我們毫無價值地浪費了1000萬美元。所以第三次再來的時候，我以為又像前兩次一樣是一場兒戲，但我失策了」。梅厄夫人說：「這個國家中無人意識到，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有多少次從同一個情報來源得到情報說這天或那天戰爭就會爆發，但戰爭都沒有爆發。我不會說這已經足夠好了，但我確實認為它問4我們的決策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虛假警告對情報分析人員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巴頓·惠利認為，虛假警告的數量越多，同突然襲擊相關的機會就越大，而且，虛假警告還起著破壞情報來源可靠性的作用，並使以後的警告效果減弱。「狼來了」效應大大干擾了對敵人未來行動的情報估計。

　　警報過多會削弱情報人員的可信度，使得後來的警報難以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如果情報人員過於限制自己的警報數量，也許會錯過最佳告警時間，從而使決策層在面對突然襲擊時顯得束手無策。珍珠港事件發生前，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決定不向太平洋艦隊發進一步的警報，理由是，此類警報已經太多了，結果斯塔克後來也遭到指責。如何把握好預警的時間，將是令所有情報人員頭疼的問題。

　　A式欺騙和M式欺騙。可以相巨轉化的戰
　　略欺騙讓情報人員傷透了腦筋。

　　前面已經說過，巴頓·惠利在研憲「巴巴羅薩」行動後提出，戰略欺騙是蘇聯出現判斷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結論拓寬了人們的研究視野。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突然襲擊都伴隨著戰略欺騙。

　　欺騙有兩種形式，其一是A式欺騙，這種欺騙的主旨是增加模糊度，讓對方感到疑惑，拿不定主意該相信什麼，從而達到保密的目的。A式欺騙必須使整個騙局看起來很合乎清理。如諾曼底登陸前，為了不讓德軍察覺盟軍的真實登陸地點，盟軍有意增加情況的模糊度，讓德軍覺得盟軍有可能在加來、挪威、法國南部及意大利登陸，從而摸不清盟軍的真實意圖。欺騙的另一種形式是M式欺騙，它與旨在增加模糊度的A式欺騙相反，而是盡力減少模糊度，讓一種假情況具有非常的吸引力。如「巴巴羅薩」行動，德軍竭力讓斯大林相信，它在發動侵蘇戰爭前一定會發出最後通牒，所以在東線集中兵力，只是為了入侵英國。惠利認為，這個關於最後通煤的計謀，消除了德軍動向的曖昧性，使斯大林相當自信地作出了決定性的錯誤判斷。研究者還發現，A式欺騙和M式欺騙是可以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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