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104)_高金虎

一〇四

　　◎第十一章　能避免下一次突然襲擊嗎？
　　——情報與判斷

　　一場突然襲擊，驚醒7沉睡中的美國入，引發了他們的思索：
　　對美國而言，這場戰爭到底有什麼經驗教訓？
　　美國在未來的歲月中會不會重蹈覆轍？
　　從此，突然襲擊、判斷失誤成了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特遣艦隊長途奔襲2000海裡，襲擊了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停泊地珍珠港。轟隆隆的爆炸聲驚醒了沉睡在太平夢中的美國人。12月7日成了一個恥辱的日子，「不要忘記珍珠港」成了美國人民共赴國難、走向反法西斯戰爭的最激動人心的口號。四年之後，美國憑藉龐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其他國家聯手戰勝了德國，打敗了日本，報了珍珠港一箭之仇。

　　然而；珍珠港事件並沒有變成歷史的陳跡。相反，人們對它的注意力卻越來越強。日本的突然襲擊是如何得手的？美國的判斷失誤又是如何發生的？人們不斷在問著同一個問題，追尋著它的答案。但是，這種答案並沒有很快出現。人們仍在在思索著，思索著……

　　實際上，突然襲擊並非始於珍珠港事件。突然襲擊作為一種戰爭手段已經有二千餘年歷史，自從孫武提出「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思想後，各國軍事家普遍將突然襲擊作為一種克敵制勝的法寶而加以應用。日俄戰爭中，日本海軍就突出奇兵，一舉消滅了駐紮在中國旅順口的俄國海軍艦隊，但這場突然襲擊除了日本人本身之外，並未在軍界和學術界引起重視。30年代後，隨著閃電戰理論的興起，人們開始注意到突然襲擊在戰爭中尤其在戰爭初期的重要作用。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主要手法就是突然襲擊，進攻波蘭、閃擊西歐、進攻蘇聯……莫不如是。但是，由於戰爭環境的限制，學術界並未深入研究這一課題。

　　直到1962年，第一部研究突然襲擊的著作《珍珠港：警告與決策》才在美國問世。它的作者是羅伯塔·沃爾斯塔特，蘭德公司的高級智囊。這部著作的問世立即在軍界和學術界引起轟動，因為羅伯塔·沃爾斯塔特在這部著作中回答了縈繞在人們心中幾十年的一個問題：美國情報界在珍珠港事件前已經掌握了大量的情報資料，表明日本即將發動對美戰爭，為什麼美國情報界沒有及時發出警告，從而避開這場突然襲擊？羅伯塔·沃爾斯塔特指出，儘管美國情報界在事件發生前掌握了大量的戰爭徵兆，但是，這些反映日本政府真實意圖、預示事實真相的信號淹沒在大量的與事實真相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的噪音中。

　　這些噪音不僅起不到預警的作用，反而干擾了情報分析人員對形勢的準確把握，從而使他們作出了錯誤的判斷，突然襲擊因而發生。這個觀點一經提出，立即引起人們的濃厚興趣，而羅伯塔·沃爾斯塔特通過一個具體個案研究判斷失誤的方法也為學術界所認同。隨後，巴頓·惠利、邁克爾·漢德爾、戴維·卡恩及理查德·貝茲、克勞斯·諾爾……分別就「巴巴羅薩」行動、贖罪日戰爭、古巴導彈危機等個案進行研究，並寫出了《代號「巴巴羅薩」》、《贖罪日戰爭和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國家情報估計失誤：以古巴導彈危機為例》、《突然襲擊》、《戰略欺騙》等一批著作。

　　1977年，《國際研究季刊》還集中推出一組文章，討論突然襲擊問題。隨著突然襲擊手段在局部戰爭中的普遍使用，如何提高情報機構的分析水平，及時發出戰爭警告從而避免突然襲擊，成為各國軍界及學術界普遍關注的問題。現在，大家已經意識到，突然襲擊不僅在軍事上存在，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可以存在。突然襲擊這個話題，歸根結底，可以歸結為戰略判斷問題。這種判斷失誤，實際是普遍存在著的。如建國後我國雖然經歷過幾次局部戰爭，沒有一次遭到突然襲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國沒有經歷過判斷失誤帶來的後果。60年代我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實際是一個錯誤的判斷。當時，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戰爭與其遲打，不如早打。我國的軍事戰略、國防工業、經濟建設都建立在這個判斷的基礎之上，結果延誤了經濟建設，人為地使國內環境過於緊張，其後果至今難消。

　　西方關於判斷失誤的研究是在濃厚的冷戰背景之下進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時的盟友反目成仇，北約和華約劍拔誇張，熱點地區不斷出現，危機和局部戰爭頻仍。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很擔心蘇聯的突然襲擊，隨後出現的情報失誤研究本質上是為政府獻計獻策，因而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作者的筆下，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成了好戰成性的突然襲擊的發動者，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則成了突然襲擊的受害者。因此，他們的研究很明顯帶有一種政治偏見，其研究成果也很難為其他國家的學術界全盤接受。儘管如此，他們進行的理論研究及部分研究結論還是可以參考，其研究方法還是可以借鑒。

　　「信號」與「噪音」。羅伯塔·沃爾斯塔特提出
　　的這兩個概念精闢地概括了戰略判斷中存在的兩大問
　　題。「信號」是路標，它指引人們作出正確的判斷，
　　而「噪音」則正好相反，它干擾人們的思維，引導人
　　們走入歧途。

　　羅伯塔·沃爾斯塔特在研究珍珠港事件時曾得出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美國情報機構已經掌握了足夠的情報資料，足以預料到日本對珍珠港的攻擊。但是，由於這些情報淹沒在大量不相干的「噪音」裡，能使人覺察日本意圖的情報反而不引人注目。此外，每件情報資料都可能有幾種不同的解釋，情報分析人員往往傾向于符合自己先人之見的解釋，因而很難作出正確的情報判斷。她進而指出，所謂「信號」，是指那些有助於情報分析人員判斷敵人意圖的徵兆、線索的情報資料，而「噪音」則是與反映敵人意圖不相干。甚至使情報人員作出錯誤判斷的情報資料，這些情報資料通常會抵消「信號」的效果。為了正確理解突然襲擊的本質，在研究那些預示著突然襲擊但只有在事後才清楚地看出的「信號」的同時，有必要對「噪音」進行研究。這個觀點一經提出，立即得到學術界的認同，通過具體的案例研究判斷失誤的方法也為學術界所接受。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美國情報界通過各種情報手段確實搜集到了不少反映日本意圖的情報資料，但在分析這些情報資料時，情報人員卻誤入歧途。因為這些情報資料，既涉及珍珠港方面，也涉及菲律賓、關島、巴拿馬等各個地區。在「魔術」破譯的日本外交電報中，有關菲律賓的情報資料最多，相比較而言，有關珍珠港的情報資料最少。事後看來，這些反映菲律賓等地的情報資料就成了「噪音」，它們非但不能反映日本政府的意圖，反而干擾了美國情報人員的判斷，誤以為日本真正感興趣的是菲律賓、關島等地，而不是珍珠港，判斷失誤就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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