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87)_高金虎

八七

　　與先父相比，國王顯然缺少了一些強悍和果敢。據說，最初他是一個靦腆的小夥子。儘管英國人佔領了伊朗南方，蘇聯人又雄踞伊朗北方，國王卻束手無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和蘇聯發生冷戰，他才利用美蘇矛盾，在聯合國控訴蘇聯，迫使蘇聯從北方撤兵。但是，伊朗還是沒有贏得真正的獨立。伊朗盛產石油，但收入流入了英國人的腰包，作為國王的他，所得極為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分子摩薩臺上台執政。他提出石油國有化法令。國王的收入大增，但其王位卻搖搖欲墜，不得已，他只好出國避禍。

　　多虧了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也多虧了那個克米特·金·羅斯福，他隻身來到德黑蘭，聯合一部分軍官，發動了政變，趕走了摩薩台。這樣，巴列維得以重登孔雀王座。在這場「革命」中，國王的形象是軟弱無力的。他立志要改變這種形象，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抓住軍隊，抓住秘密警察。這是他的政權的基礎，離開這兩個基礎，君主制說不定就會撼動。幾十年來，他一直堅持控制這兩個部門。

　　摩薩台下臺了，但他的石油國有化計劃對伊朗卻是有利的。英伊石油公司獨霸伊朗石油資源的局面給打破了，伊朗、英國和美國、荷蘭等國的石油公司聯合組建了一個公司。伊朗在這個公司的份額大為增加。滾滾石油帶來的是巨額財富。伊朗富了，不再是當年那個貧窮的伊朗了。

　　可是國王心中還有一份隱憂。現在，憑幕豐富的石油資源，伊朗的國民收入是大為增加了，可是，石油總有枯竭的一天，將來怎麼辦？想到這個問題，國王就覺得有必要再搞一場革命，這是一場使伊朗擺脫貧窮的革命。1963年，這場革命終於拉開了序幕，這就是白色革命。在國王的辭典裡，白色革命就是不流血的革命，領導者是他自己，追隨者則是伊朗人民，因此又是「國王與人民的革命」。國王為這場革命規定了目標、步驟。他說，到公元2000年伊朗要成為世界第五大工業強國，伊朗要利用豐富的石油資源，建立起自己的石油化學工業、鋼鐵工業，實現工業化。工人要擁有工廠的股份，耕者應該有其田，兒童應該接受教育，婦女應該取下面紗，走出廚房，人人應該得到衛生保障。而在參政問題上，國王提出應該實行普選，包括婦女在內的伊朗國民都應該有普選權。

　　這是一個宏偉的計劃，是伊朗復興的計劃。國王把它說成是自居魯士大帝以來，伊朗最偉大的復興計劃。在他自己的書中，國王用夢幻般的語言，描繪了伊朗的美好未來：「15年前開始的我國革命，是伊朗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通過革命，所有阻礙積極行動的屏障都已拆除，這樣，各種才能和潛力都能自由地發揮，伊朗人民可以平等地享受他們的勞動成果……」

　　工廠建立起來了，土地分到了農民手中。整個伊朗像一個大工地，在哈爾格、阿巴丹、設拉子，石油化工廠像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了，鋁礦、銅礦。鐵礦……都在開採，伊朗的鋼產量竟然達到了100萬噸，而石油產量竟然位居世界第四。交通運輸業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0年時間裡，伊朗修建了2．1萬英里的公路，國內17個城市，現在都有了飛機場，電話線遍及伊朗的大部分地區。伊朗的國民經濟以每年9％以上的速度高速發展，伊朗成了世界上第9個最富裕的國家，離國王規定的目標只有一步之遙。

　　國力強大了，軍隊也發展起來了。國王用他龐大的支付能力在美國採購軍火，使困境中的美國軍火工業絕境逢生。國王出手很大，美軍已經裝備的軍事裝備，他要裝備；美軍未來得及裝備的，或者無力裝備的，他也要裝備。伊朗空軍成了世界第三大空軍，而海軍裝備的高精尖武器，即使是美國海軍本身，也會羡慕不已。

　　這就是白色革命。這場革命奠定了國王本身在歷史上的地位。如果說國王自認為可以與居魯士一比高低是他自己發昏的話，但是，對國王取得的成就，只要是一個公正的觀察家，那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但是，國王統治下的伊朗遠不是太平盛世。只要想一想這場革命的領導者是一個專制君主，你就不難明白其中的奧秘了。國王要為人民謀福祉，給人民選舉權，給人民公平的審判權，給人民公平的發展權，但是，他不明白，專制制度本身就是伊朗發展的最大障礙。在20世紀中期，他竟然還能重拾中世紀時法王路易十四的遺夢，講出「朕即國家」的夢話，這就註定他的革命只能以悲劇收場。他的傳記作者熱拉德·德·維利埃正確地預言：「巴列維國王即使有發展祖國的宏願，不過，就像所有專制者一樣，這只不過是癡心妄想罷了；他越是改進教育狀況，他越是要使他的國家擺脫貧困狀態，他越是鼓勵人民增強政治責任感——那麼他自己的政權所面臨的危險也就越來越大。他老是不相信知識分子，可是他少不得知識分子來協助開發這個國家。

　　要是一位大學教授發表了一種獨立不羈的思想見解，馬上就會被開除，或者甚至被捕了——顯而易見，在伊朗國內，毫無言論自由可言。隨著本國人民最終達到了智力成熟的境界，巴列維國王的這種矛盾心理，勢必要給自己招來麻煩。隨著伊朗日益擺脫思想上的桂核，他——作為伊朗國王和伊朗人民之『父』的這顆星辰，可能會逐漸黯淡下去。伊朗孩子們要學會讀和寫的三個詞，即KODA, SHAH, MIHANE（真主、國王和國家），說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個詞兒甚至就可能給消滅掉了。」作者講這番話的時間是1976年，只過了兩年，他的話真的應驗了，我們不能不嘆服作者的先見之明。

　　巴列維國王的災禍，植根于伊朗相對發達的經濟基礎和滯後的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在國王的大力推動下，白色革命取得了成效，伊朗的生產力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但是，統治伊朗的上層建築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如果說君主專制與落後的封建生產方式是一對孿生兄弟的話，那麼，這種制度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生來是一對死對頭。巴列維用專制的手段推動國家進行經濟建設，結果經濟問題可能解決了，可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卻更加突出了。國王的專制統治不僅沒有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步走向開明，而是變本加厲了。

　　國王曾請不自禁地寫道：國王「不單是國家元首，同時又是人民的引路人和導師」，「從根本上說，在我們國家裡，國王是三權——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首」。這種制度造成的後果是伊朗的政治極端腐敗，國王大權獨攬，聽不過半點不同意見，而其他社會階層卻沒有一點權力。國王還任用秘密警察鎮壓異端。經濟上，國王及其家族貪得無厭。國王以其個人名義設立的基金會擁有200億美元的財富，而王族也利用各種手段，廣斂錢財。為了獲得暴利，國王甚至打起了毒品走私的主意。儘管國王也口口聲聲說要反腐敗，可是卻沒有一點效果。曾經擔任 14年首相的胡韋達說，反腐敗必須「從國王的家庭和隨從開始，否則毫無意義。再說，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也不公平」。法國《世界報》記者說，向腐敗開戰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請記住國王本人在這方面也不是兩袖清風」。

　　伊朗的生產力是發展了，但下層穆斯林生活卻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相反，貧富懸殊卻更加明顯了。首都德黑蘭明顯分成兩個部分，北部是富人的天下，那裡建的是豪華的酒店、舞廳和夜總會、西式別墅，而南部則充斥著貧民窟、小巷子和污染的空氣。伊朗一家大報的主編說：「這種西方化的項目給我們帶來了什麼？西方銀行，西方槍炮，西方特工人員，西方建築物。人們認為這些東西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是，它們解決了我們的問題嗎？我看沒有。」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