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聯征戰實錄(4)_全勇

四

　　當時，巴彥縣城還沒有日軍，但敵偽力量卻很強。為了確有把握打下巴彥，他們決定聯合在城外呼蘭一帶的原東北軍的「才團」（因其團長叫才鴻）和一個報號叫「綠林好」的鬍子隊，一起攻打巴彥縣城。

　　8月13日，他們比較順利地攻打下了巴彥縣城，但進城後才鴻一見許多人都要參加遊擊隊，便覺得這是一個擴充自己實力的天賜良機。他自稱「東北抗日第4軍」，又把手下的營長提為旅長，「綠林好」也帶隊投了過去，搖身一變，成了蘇旅長。才鴻以讓張甲洲當副軍長為條件，提出了吞併遊擊隊的計劃。張甲洲和趙尚志認為，咱們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只能聯合他們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們。於是便帶著隊伍很快撤出了巴彥縣城，返回到窪興橋一帶的根據地去了。

　　10月底，遊擊隊再一次與「綠林好」聯合打進了東興縣城，並在城裡住了下來。可是，就在進城後的第三天中午，木蘭縣的偽軍頭目孫三閻王帶著各鄉自衛團1000多人打了進來。「綠林好」一見情況不妙，一槍沒放，帶著隊伍就溜了，只有遊擊隊依託泰東公司的大院牆孤軍奮戰。在這次戰鬥中，遊擊隊損失很大，傷亡了將近50人，趙尚志左眼下那三個月型傷疤就是這次戰鬥的紀念品。

　　敵人進攻很猛，為了避免更大的傷亡，張甲洲和趙尚志決定：不能再拚下去了，要撤！於是，遊擊隊員們把西大牆扒開了一個大口子，用兩張大馬爬犁拉著傷員，突圍出去了。

　　東興城裡的一點挫折並沒有嚇倒遊擊隊，經過短暫的整訓後，他們決定進行第二次西征，準備到安達、拜泉等地，與那裡的遊擊隊會師，並計劃與在西北部地區活動的抗日義勇軍李海青部和鄧文部聯合起來攻打齊齊哈爾、哈爾濱等城市裡的日本侵略軍。也就在這時，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吳福海再一次來到了遊擊隊，並帶來了省委的兩條指示：

　　第一，把巴彥遊擊隊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6軍；
　　第二，要求執行黨在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遵照省委的這兩點指示，巴彥遊擊隊在西征前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36軍江北獨立師」，張甲洲任師長，趙尚志任第一政委，吳福海任第二政委。原來的各個大隊也都改成了團。

　　獨立師在西征的過程中，按照滿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個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進行土地革命。這一下，使得形勢發生了變化。原來大多數地主對遊擊隊是支持的，給糧食、給武裝。可是，執行這個政策以後，他們就不再給遊擊隊送糧食、送武器了，甚至進攻遊擊隊。此外，部隊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戰員，也與黨漸漸疏遠了。

　　在這次西征路上，由於獨立師與沿途的地主武裝打了好幾次仗，耽誤了七八天時間，等到了離齊齊哈爾200多裡的地方時，才知道原定要與他們會合的李海青、鄧文等人已經因他們沒有按時到而獨自進關了。

　　情況變了，怎麼辦？

　　張甲洲與趙尚志商量的結果是，回師北上，奔湯原，去和那裡的遊擊隊會師！

　　1933年1月，獨立師踏上了充滿荊棘的回師北上之路。

　　當獨立師來到鐵力一個叫一撮毛的地方時，他們繳了索倫族山林隊「索利營」的幾條三八槍。這一下可惹了大麻煩了。這些索倫人裝備很好，人穿皮衣，馬掛鐵掌（而獨立師的馬卻沒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槍帶支架，個個能騎善射，加之熟悉地形，直打得獨立師一連好幾天都吃不上飯。這樣一連打了十來天，付出了不少代價才算過了這一關。但緊接著，他們又在半截河和慶城縣境內連續遭到地主武裝和偽軍的多次伏擊，結果，獨立師被打散了，趙尚志也與部隊失去了聯繫。

　　張甲洲率餘部等了4天，趙尚志才找到他們。當師部宣佈要繼續向湯原前進時，這些快要回到家門口的巴彥子弟們便動了回家的念頭，加之這時也快過年了，所以隊伍中開始不斷有人開了小差。這樣，他們回到巴彥根據地姜家窯時，整個獨立師就只有70多人。

　　只有這麼幾個人了，還怎麼去湯原？張、趙等人不得不忍痛決定：暫分散隱蔽，等待時機，重整隊伍。

　　1933年1月19日，是一個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薑家窯屯子東頭的大樹下，張甲洲、趙尚志帶領著獨立師剩下的人員，採取「磕大幫頭」的形式，舉行了悲壯的散師會。此時此刻，這些鐵打的漢子們個個淚流滿面，張甲洲更是失聲痛哭。最後，他擦乾了臉上的淚，慷慨激昂地對大家說：

　　「大家把槍都帶回去，把馬也騎回去，等待時機，我們還要重新組織隊伍。我們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

　　「我們大家回家以後，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當喪權辱國的秦檜，寧死也要當精忠報國的嶽飛！」

　　獨立師解散後，趙尚志沒有回家，他悄悄潛入了哈爾濱，找中共滿洲省委彙報情況去了。此時，中共滿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報告有關巴彥遊擊隊的情況，報告說：

　　「……這次隊伍的失敗，在整個的革命任務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評價上講，在整個檢討上是最可恥的慘敗，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擊，唯一的還是在主觀方面自己就起了病態，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沒有強的骨幹，沒有濃厚的政治力量來維繫，就是說我們的政治號召雖然在群眾面前提出來了，但沒有深入到群眾裡頭去，不但群眾，就是從做領導的同志起也都搖擺不定，未能堅決地執行黨的正確路線，他們腦中丟開了黨的偉大任務，而把張甲洲及小趙的命令當作金科玉律忠誠地執行，群眾沒有堅決地擁護我們的主張，原因是在於我們還沒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給他們，這個自然是歸於我們領導的不正確了。

　　「在過去它是沒有群眾工作，在巴彥退出後，它也並不是有種什麼很大的政治意義，不是在執行遊擊隊的任務，是躲避著；不是進攻的，而是怕別人來打他的一種行動。雖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確的，省委明顯地嚴重地指出許多任務，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領導與推動。在那裡一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極，沒有拿出布爾什維克的鬥爭精神，沒有拿出革命的堅決性，來接受省委的指示信，並討論去執行這個重要的遊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滿蘇區，擁護中央及紅軍武裝，擁護蘇聯的任務。……，假如這個隊伍有著堅強的無產階級骨幹，假如他有了群眾工作，有了一定的遊擊區，在群眾掩護和擁護之下能這樣失敗嗎？它能使長期戰鬥的士兵跑開嗎？如果黨的工作開始，黨內鬥爭起來，打擊一切不正確的觀念，要群眾認識了黨，群眾在党的周圍影響著，也不致於因突然的打擊而走開了。但考察實際情形，我的同志小趙所給予群眾是什麼命令責駡，群眾只說：『李先生能幹能說』，他們是從個人關係上認識他，卻不是從黨的方面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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