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27)

二七

　　據「文化大革命」期間貼出的一張大字報說，毛澤東的幾個兒子由一位姑姑照看。一位基督教牧師是也曾經照看過他們。孩子們被帶到上海，進入一所由共產黨秘密監護的學校。但是學校被暴露了，警察把孩子們趕到街頭。毛澤東的幾個孩子顛沛流離，靠乞討和賣報為生。他們露宿在街頭巷尾和破舊的廟宇裡，在廟宇門口貼上一張紙標說：「我們能講故事——個故事一分錢。」孩子們最後得救了，被送往延安。

　　毛在同開慧離別之前的幾年裡已經難得同她見面。他們常常在不同地方擔任工作。離別後，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對開慧的思念日益深切。一九五七年，發表了一首題為《蝶戀花》的悼念開慧的詩詞：「我失驕楊……淚飛頓作傾盆雨。」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井岡山相遇。她是個剛從福音教會中學出來的優秀生，身材苗條，充滿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岡山的隊伍之前就已在當地農民秋收起義中作過戰。

　　不僅僅賀子珍本人是個革命者（她於一九二六年十六歲時就加入了共產黨），她的全家在其父親的影響下都從事革命工作。她父親是個開設茶館的小商人，但也是主張變革的愛國者。共產黨放棄江西，踏上長征之路的時候，賀子珍的父親是遭國民黨報復屠殺的首批人員之一。賀的一家住在井岡山北面永新縣的黃竹嶺，屬紅軍的作戰地區。賀子珍的母親是位聰明能幹的人，主持家務。從一九二七年起，賀家的其他成員都投入了革命工低賀子珍的四個兄弟都參加了革命。其中之一當地下交通員，在送信時被截獲，遭殺害。妹妹賀怡，於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結婚。毛澤東和賀子珍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生下的兒子小毛，後來留給賀怡和澤覃撫養。一九三五年毛澤覃在江西遊擊戰中犧牲後，賀怡把小毛留在福建的一個農民家裡，這個孩子一直沒有找到。一九五。年，賀怡在福建尋找小毛時，死於車禍。

　　賀子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節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給她起了一個嬌滴滴的、富有詩意的名字「桂圓」。在中國，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圓即龍眼，與荔枝差不多的一種水果。她長大成人後，覺得桂圓這個名字「太軟綿綿了」，便改為子珍，意為珍貴的孩子。她長得很漂亮，可算是永新城裡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膚，明亮的眼睛，活潑熱情，又嫺熟詩書。她是學校裡最早從事革命事業的女子之一。她領導同班同學剪去長辮，推倒了廟宇神龕裡的菩薩。她高昂圓潤的聲音和善於表演的才能更使全縣的人望塵莫及。她是永新縣中遭國民黨通緝的首批人員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參與領導了三個縣的起義，使監禁在獄中等待處決的二十八名共產黨員（其中包括她的一個哥哥）得救。賀子珍他們在起義時僅有幾支老式步槍，但是他們鬧得滿城風雨，終於取得了勝利。（井風山王佐這幫土匪也參與了這次行動。）

　　賀子珍就在井岡山地區活動，後來跟隨毛澤東上了山。不久她便從事敵後的危險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裝成奄奄一息的病婦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執行一次偵察任務時，把遭伏擊的毛澤東和朱德救了出來。她跳上一匹馬，雙手各握一支手槍，一口氣奔馳了十幾裡，轉移了敵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脫臉。

　　象這樣的事蹟使賀子珍在遊擊隊中出了名。在井岡山早期鬥爭中，賀子珍多次與其他男同志們一起並肩作戰。

　　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一九二七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岡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一九三〇年楊開慧犧牲後才算正式結婚。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出生于和江西省接壤的福建邊界地區。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月，毛身患瘧疾，在這裡的一座山上養病。這個女孩出生的具體日期和地點不詳，也許是龍岩縣的古田。

　　毛澤東在贛南和閩西南的根據地尚未牢固地建立起來。他一恢復健康，就迅速轉移。孩子交給當地農民照料。據說一九三二年，他曾尋找過這個女孩，但沒有找到。時值漳州一仗，戰鬥就發生在毛澤東遺留孩子地區的南面。毛的另一個孩子是個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於瑞金，名叫小毛，長征時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賀子珍又早產了一個男孩，是由傅連唪大夫接生的。但是這個孩子沒有成活。

　　長征時賀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懷孕了。毛澤東在極艱苦的條件下盡力保護她免遭長征之苦。紅軍突破蔣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鎖線之後，他派他的貼身警衛吳吉清和王亞堂去照料賀子珍。賀在休養連，毛在幹部團。

　　毛澤東自激進的學生時代起，就是婦女平等權利的積極擁護者。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談這個問題的。他創造了這樣一句話：「婦女能頂半邊天。」然而，他並不是長征的總負責人，主力部隊三十名女幹部的生活每況愈下，簡直就象走向陰間地獄一樣。不論由誰來管，都弄得一團糟，什麼事情也搞不好。許多早期發生的問題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問題，如食物的分配和搬運，由誰來背米，誰來做飯，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婦女們都很年輕，但沒有幾個是象康克清那樣結實的農婦。她們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間小路上行軍；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兩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過一座高山，又去一個長達三英里的崎嶇山口，就這樣翻來覆去。哎！這些婦女她們哪來這麼大的勁呀！

　　博古的夫人認為她的經歷是典型的。長征開始時，她二十七歲。她工人出身，祖父的職業是掏糞，並把糞便賣給農民。十一歲時，她被賣給一位工程師，充當童養媳。十四歲時，她逃了出來。在工廠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屠殺之前，她加入了共產黨，被派往蘇聯。她在蘇聯待了四年，與博古結了婚。在去蘇聯前她已在蘇區工作了一年。

　　她有兩個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個男孩，在上海生了個女孩，現在第三次懷孕了。在長征前約一個月的一次空襲中，一塊彈片擊中了她的頭部。她流產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她與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時已基本恢復健康。

　　過了三四年，當她回憶長征初期的情況時，就覺得往事不堪回首。「行軍非常艱難，」她說，「我的雙腳疼得很厲害，不得不每天用熱水洗腳。」

　　由於組織工作沒有做好，婦女們得不到足夠的食物，整天饑腸轆轆。男人們則宣稱婦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給她們的米袋也不背。「於是，男女同志之間發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說。

　　接著，試用了新的編隊辦法。把婦女們單獨編隊，由博古的夫人當隊長，楊尚昆將軍的夫人李伯釗負責糧食補給。實行了嚴格的紀律，不得自由散漫。情況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轉。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說：「對婦女來說要艱難得多。我們每天都困難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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