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軍事·軍旅 > 朝鮮戰爭 | 上頁 下頁


  鑒於這樣一些情況,人們當然可以指責迪安·艾奇遜的講話時機(一九五〇年一月)不對。在這次講話中,他將朝鮮排除在我們的防禦圈之外。南朝鮮軍隊力量薄弱,美國政府又受到本國民眾要求將全部美軍撤回國內的強大壓力。這些情況蘇聯人當然非常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艾奇遜這種我們無意防守朝鮮的明顯表示是絲毫也無助於動搖敵人採取行動的決心的。將朝鮮劃在我們的防禦圈之外並非迪安·艾奇遜所發明,亦非杜魯門政府所獨創。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參謀長聯席會議(李海、艾森豪威爾、尼米茲和斯帕茨)曾根據杜魯門總統的指示進行過研究,最後向國務卿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這樣寫道:「……從軍事安全的角度來看,美國保持目前在朝鮮的軍隊和基地並沒有什麼戰略價值……」無怪乎這四位軍事上的權威人物經過深思熟慮得出的看法會獲得總統的同意。

  一九四九年,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曾分別接受兩名記者的採訪,首先是英國記者沃德·普賴斯,爾後是亞利桑那州《明星日報》記者沃爾特·馬修斯。據報道,麥克阿瑟將軍在接見記者時曾勾劃了一個顯然把福摩薩〔譯者注:臺灣,下同〕排除在外的防禦圈。這件事並未引起特別的哄動,因為,我們的軍事當局認為,福摩薩不日落入中共之手幾乎是必定無疑。美國有關遠東問題的應急計劃也沒有將朝鮮或福摩薩的防禦考慮進去。究竟採取何種口徑來彌補福摩薩淪陷後給美國威信造成的損失,當國務院就這個問題向各駐外使領館發出簡要指示時,國會中的共和黨人群情激昂,強烈要求美國保衛這個島嶼。但是,沒有人提出動議要求改變我們的對韓政策。顯然,對朝鮮採取的傳統「勾銷」政策依然在起著作用。

  如何解釋我們在情報的理解上所犯的大錯,是個更為複雜的問題。我們對北朝鮮人民軍的實力有個大概的瞭解。由於經過了一九四九年的總動員並補充了數千名應徵入伍者,北朝鮮人民軍的實力增長了一倍。同時,我們也瞭解自己的弱點。其實,一九四七年之後,麥克阿瑟將軍就不斷就威脅著遠東的各種危險情況發出過警告,並且堅持認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代替部隊的實力。然而,當時政府正處於要求削減軍費的巨大壓力之下,因而三軍各兵種都「挨了手術刀」。海軍的戰鬥艦艇、各型登陸艦艇、掃雷艦艇以及進行水雷戰的各種裝備器材,缺少到了可悲的程度。

  空軍一開始沒有噴氣式戰鬥機,一般作戰飛機和輸送部隊的運輸機也不足。空軍的照相偵察能力被削弱,照片判讀人員奇缺。這給地面部隊的行動帶來了嚴重困難。在國內,武器和裝甲車輛的儲備削減到少得可憐的地步,生產設備則有的拆除,有的絕對加以封存。我們對於聯合國阻止任何重大侵略行動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對戰爭已經厭倦,還認為共產黨「不準備」使自己捲入大規模核屠殺之中。此外,我們煞費苦心地避免引起潛在敵人與我們發生重大爭執。

  我們對在敵人入侵前夕獲得的情報作出錯誤的判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咎於上述一廂情願的想法。就在北朝鮮人民軍大規模越過邊界的前六天,中央情報局的一個戰地情報機構曾報告,發現三八線以北「敵部隊在廣泛凋動」,同時還發現:「三八線北側的全體居民轉移至距該線兩公里外的地區,元山至鐵原鐵路的民運業務已經停止,該線僅用作軍用物品的運輸專線,武裝部隊正向邊界地區運動,大枇軍械和彈藥正運往邊界地區」。怎麼人們看到了這份報告居然還沒有想到敵人的進攻,實在令人費解。

  可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東京盟軍總部的情報部門沒有從這份情報中得出任何結論,而是按例行方式,在沒有標明急件的情況下便將其轉呈給了華盛頓。總部後來企圖推卸對這種近乎典型的作戰準備活動未能加以說明的全部責任,並堅持說,他們曾向華盛頓「轉呈過全部事實材料」。但是,這並不能開脫他們的如下錯誤做法,即北朝鮮軍隊發動突襲的前六天,總部曾向華盛頓呈送過一份解釋性的報告。報告指出:「顯然,蘇聯顧問們認為,現在利用政治手段制服南朝鮮政府比較適宜,特別是鑒於北朝鮮在南朝鮮進行的遊擊戰遇到了嚴重的挫折。」

  所以,總部的責任是無法開脫的。我認為,問題很明顯,總部象我們在國內外的許許多多美國人一樣受到一種信念的影響,即認為,所有這些動向和零星入侵事件,只不過是對方向我們展開心理上的「冷戰」時所採取的一種很正常的做法。這種「冷戰」不僅在朝鮮,而且在我們認為重要得多的其他地區也在進行著。除此之外,東京還有一種不信任亞洲諜報人員的傾向,認為南朝鮮人有一種特別的毛病,還未看到狼就驚呼「狼來了!」。還有一個實際情況,即北朝鮮軍隊的這種調動一九四七年也曾發現過。當時,三八線與後方地區全副武裝的北朝鮮部隊之間已開始進行一年一度的換防。我認為,真正不可原諒的錯誤,是未能恰如其分地估計北朝鮮人民軍所具有的強大的戰鬥力。這一錯誤使我們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價。戰爭爆發時,總部對於阻止侵略者所需兵力的估計數,幾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們簡直從未正確估計過敵人的實力。

  正當南北朝鮮之間的緊張局勢明顯加劇時,我們開始從朝鮮撤出最後一批戰鬥部隊。有人硬說我們是遵照聯合國大會的決議這樣做的。可是,要求撤走一切外國軍隊的決議是美國自己起草並提出的。美國是在不顧聯合國臨時委員會和李承晚警告的情況下起草並提出這一決議的。他們的警告是,朝鮮正瀕於「殘酷內戰」的邊緣。當時,我們的國策已定,決心擺脫這種煩人的軍事義務。因此,當最後一批美國部隊即將乘船回國時,我們對沿邊界發生的武裝衝突有意置之不理。

  我們正視當時實際局勢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項決定,即完成六萬五千人保安部隊(南朝鮮當局很快將決議中的這個詞改換成了「軍隊」一詞)的裝備任務,並向四千人的海岸警衛隊提供緝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盜和敵人海上滲透所必需的船隻。這支軍隊的「裝甲部隊」是由少數偵察車輛和一些半履帶車輛組成的。這支軍隊的步兵師中有四個師每師僅編有兩個步兵團而不是通常的三個團。整個陸軍只有九十一門105毫米榴彈炮(按美國陸軍的編制,師屬炮兵應有四百三十門火炮,並可得到非師屬炮兵同類口徑和更大口徑火炮的支緩)。

  我們自己在南朝鮮的部隊最初削減到只有一個團戰鬥隊,最後則只留下一個大約由五百名官兵組成的軍事顧問團(其縮稱即人們所熟知的KMAG,讀作「凱馬格」),由威廉·羅伯茨準將指揮。該團負責向南朝鮮營以上單位派遣軍事顧問。這就是北朝鮮人為發動入侵而進行最後階段的炮擊和轟炸時我們留在朝鮮的全部人馬。一九四九年六月,沿三八線發生一系列小規模襲擊事件之後,北朝鮮軍隊侵入大韓民國領土甕津半島。幾乎在同一時刻,最後一批美軍戰術部隊卻正在撤離南朝鮮。直到七月份,邊界才恢復到原先的態勢。就在同一月,三八線以南的開城遭到北朝鮮步兵和炮兵的攻擊。後來在八月份,甕津半島再度遭受入侵,經過激戰,北朝鮮人終於被趕了回去。一九五〇年五月,開城再次遭到北朝鮮炮火的猛烈襲擊。此時,我們自己卻正在飛快地撤離南朝鮮。

  不過,決不應當認為我們的軍事當局乃至政府當局都一致要求從朝鮮撤軍,或者對那個不幸國家的事務只願看光明的一面。早在一九四八年,陸軍參謀長奧馬爾·布萊德雷將軍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大多數人的觀點提出了挑戰。這些人的觀點是,朝鮮「沒有什麼戰略價值」、「任何在朝鮮使用美國軍事力量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布菜德雷認識到北朝鮮人入侵的可能性極大,因而建議,如果真的出現這種侵略行動,則應迅速疏散美國僑民,並且毫不遲疑地向聯合國安理會說明事實真相。他還極力主張,在我戰鬥部隊撒離之前,應重新分析朝鮮局勢。布萊德雷的觀點遭到了否決。

  此外,美軍駐南朝鮮軍事顧問團中的一名高級軍官約翰·貝爾德上校也曾獨自一人提出過警告。他對當時剛剛任命為駐朝大使的約翰說,南朝鮮軍隊所用武器裝備的類型與質量不足以保證維持邊界的現狀。他報告說,人數上處於劣勢的韓國軍隊在火力上也讓北朝鮮軍隊完全占了上風。北朝鮮軍隊擁有122毫米火炮,射程約為十七英里,而美國提供的105毫米火炮有效射程大約只有七英里。他還強烈要求送給韓國軍隊一些防空武器,建議向他們提供F-51飛機,但是他的這些主張沒有引起重視。

  包括杜魯門在內的文職官員們早先也曾大聲疾呼反對立即拆除我們的戰爭機器,關閉我們的軍工生產部門。但是,正如如杜魯門先生在其《回憶錄》中所寫的,這些呼聲「被國會和報刊淹沒了」。因此,最後當大炮終於宣告朝鮮爆發全面戰爭時,我們創建的幼小共和國發現它處於毫無抵抗準備的狀態,而我們也發現自己在軍事上毫無準備,無法履行相互支援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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