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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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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標誌著「美洲堡壘」時代在美國的終結,同時也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新時代,美國再也不能僅僅通過避免與外界發生紛爭來求得和平了。當戰爭在朝鮮爆發時,我們在預警時間甚至還不到一周的情況下便被迫倉卒參戰,捲入到一場遠在地球另一邊、我國人民既不理解又感覺不到的鬥爭中去了。這在我國歷史上尚屬首次。 從使我國得以誕生的第一場戰爭起,在以往的歷次戰爭中,我們都有時間做好戰爭準備,補充兵員以及仔細研究在何處使用和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我們的軍隊。一七七六年,許多愛國志士是倉卒離開家園奔赴戰場的。但是,即使那一次,那些「一連串的強取豪奪、欺壓淩辱事件」也早已激起我國民眾的義憤,使他們事先做好了拿起武器的準備。在其他戰爭中,我國有海洋作為屏障,遠離戰場,因而有足夠的時間將工業納入戰時軌道,訓練軍隊,建立物資儲備以及研究兵力部署。 然而,在朝鮮,事前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的跡象便突然燃起了戰火。一九五〇年,時間不允許我們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召集會議,進行辯論,通過立法程序並慎重加以批准。敵對行動爆發時,我們正沉湎于和平之中,當我們清醒過來時,戰爭已全面展開。戰爭的爆發迫使那些經歷了沉悶的戰爭歲月、剛剛成家立業的年輕人重新上陣,被飛快地直接運往戰場。當時,我國一派繁榮,開始明顯出現勞資和平的新時期,稅收逐步減少,戰時的種種限制正在取消,安定和平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這場戰爭卻使我國再度出現了物資匱乏,派系鬥爭,流血犧牲和重重疑慮。 朝鮮戰爭可能是只使用常規武器作戰的最後一場戰爭,不用擔心熱核災難威脅的最後一場戰爭。這場戰爭使我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在戰爭的整個過程中,我們遇到了一些重大問題,並就這些向題作出了決定。但是,其中有一些重大問題我國人民卻一直是若明若暗。面對著是與其他自由國家一起行動,還是自己單獨行動的同題,我們的結論是,我國的安全應放在集體行動的基礎之上。當我們被迫在文職權威與軍職權威之間進行抉擇時,我們再次強調了文職權威的最高合法地位。當突然出現必須決定是抵禦侵略、還是放棄大韓民國任其遭受敵人侵略的情況時,我們選擇了體面的方式,迎頭抗擊了侵略者。在我國歷史上,我們第一次瞭解到「有限」戰爭的概念。 然而,還有許多問題在整個戰爭過程中以及戰後很長一個時期內使我國人民困惑不解。為什麼竟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就突然爆發了如此重大的衝突?是我們的決策人物無能,還是我們的情報力量不足?我們是不是中了蔣介石企圖進犯大陸中國,或者李承晚企圖以武力統一朝鮮的圈套?為什麼戰爭爆發時我們的戰備狀況如此之差?還有,只是由於一位勇敢的總統——唯有他擁有決策權,迅速作出決定,我們才得以挽回在自由世界面前的信譽,我們是怎麼落入這步田地的? 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也許就在於我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打全面戰爭之上了。朝鮮戰爭之前,我們的全部軍事計劃都是設想要打一場席捲世界的戰爭,並且認為,在這樣的戰爭中,對一個遙遠而又無法設防的半島進行防禦乃是愚蠢之舉。可是,朝鮮戰爭卻使我們懂得,自此以後的一切戰爭必定是有限戰爭。今後,是否應該打有限戰爭已不再成為問題,問題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種類的戰爭。由於許多國家都擁有熱核武器或者已經掌握了製造這種武器的技術,打無限規模的戰爭已經成為不可想像的事情。因為,打這種戰爭就意味著交戰雙方同歸於盡。朝鮮戰爭之後,我們在同朋友和潛在敵人打交道中一直受著這種看法的影響。 當時,一些有識之士曾預見到了我們思想上的這一變化會引起連鎖反應。人們開始認識到,單憑軍事力量再也不能解決諸如我們在越南、老撾和剛果所遇到的問題,還必須輔之以能為各有關國人民所接受的、相輔相成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政策而且應通過強有力的領導加以貫徹實施。還有一點業已清楚,即政策不能再由白宮、國務院或者國防部獨家制定,那些分別在不同部門工作的文職政治家和軍事專家都無法獨自確定指導我國與其他主權國家交往的方針。有一點亦已清楚或著說應已清楚,即只有通過軍政領導人日常的親密無間的合作才能產生最理想的結果。政界領袖應該提出必須達成的目標,軍界領袖則應分析判斷使用軍事手段能夠取得多大成果以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運用這些手段。 只有當軍政雙方徵詢並認真考慮彼此的觀點時,這種親密無間的合作才有實現的可能。政界領導人如果機械地否決國家高級軍事顧問們的重要建議便不能定下明智穩妥的決心。毫無疑問,根據我國憲法,文職政府仍然擁有最高統帥權。但是,如果政府不徵詢、傾聽並慎重考慮我們經驗豐富的軍事顧問們的意見,那就要招致災難。 我們的許多公民,他們的精力全都用在保持家庭的安康和教育子女方面,因而無暇顧及我國的情況和我們思想發生這些變化的全部意義。我們現在依然老是為那些輕率提出的「全面戰爭」、「無條件投降」、「徹底勝利」等陳辭濫調所矇騙,而這些口號卻常常是為派系鬥爭的政治目的服務的。所以,無怪乎全國至今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存在著廣泛的分歧,進行著激烈的辯論,思想混亂,情緒沮喪。 所幸的是,這樣的人似乎正在增多——他們對於自從朝鮮戰爭以來我們面臨的眾多變化的深刻程度和這些變化產生的重大影響或許並不十分瞭解,但他們還是覺察到了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提倡以新的方式思考問題和制定計劃的嶄新世界上。 在那些沒有頭腦和思想比較銳敏的人們之間還有一類人,他們被截然對立的兩種思想派別的激烈言辭弄得暈頭轉向,發覺越來越難以決定究竟支持那一派。 在本書中,我不想對任何觀點妄加評論。我所希望的只是盡己所能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一場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的衝突。這場衝突標誌著我國歷史的重大轉折。 我亦無意自詡本書是評述朝鮮戰爭中聯合國空軍和海軍作戰行動的權威之作。這些作戰行動已經在各個軍種自己編寫的史書中作了詳盡的論述。本書所提及的全部戰術作戰行動都是聯合國軍司令部所屬地面部隊的行動,所用軍語亦系他們的術語,在朝鮮戰爭中,地面部隊所發揮的作用可以根據這樣的事實來衡量:在整個戰爭中,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傷亡人數占美軍戰鬥傷亡總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七。是地面部隊的作戰行動決定了聯合國軍的成敗,而聯合國軍的成敗又決定了美國和聯合國方針政策變化的方向。 幾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地面部隊被迫在沒有海空軍支援的情況下作戰,那麼在頭兩三個月之內,共產主義的浪潮就會衝擊到對馬海峽。另外,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作戰的危急關頭,如果不是海、空軍竭盡全力支援地面部隊,我們的損失本來會大得多,我們的事業可能要蒙受重大災難。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對戰爭做出如此重大貢獻的勇敢的飛行員和水兵們獲得的榮譽,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實施地面作戰的步兵和陸戰隊士兵的心目中那樣崇高。但是,我還是得指出,如果本書大部分篇幅似乎都是在談論那些在火線上熬過了那麼多日日夜夜的步兵,那就請不要忘記,死神主要也是同他們打交道的。這一點步兵的傷亡人數可以證明。 除此之外,我在本書中再沒有什麼問題需要證明,也沒有什麼事情需要爭辯的了。如前所述,本書唯一的宗旨是想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們在朝鮮企圖幹些什麼,並強調一下我們從中吸取的教訓。 我謹向陸軍部軍史處處長哈爾·帕蒂森準將、著名史學家斯特森·康恩博士以及他們的助手致以謝意。我曾不受限制地採用過他們提供的寶貴史料。此外,我還獲准隨意使用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軍史處於一九六二年在華盛頓市編寫的珍貴資料《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朝鮮的作戰行動,1950-53年》。 美國陸軍前上尉、朝鮮戰爭中曾任步兵排長、連長的柯特·安德斯給我以可貴的幫助,在此謹向他表示我的謝意。 為幫助我將本書手稿整理成最終定稿以供出版,羅伯特·史密斯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我願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謝。 斯·馬歇爾將軍不吝寶貴時間校閱了本書清樣,並就文章重點的安排和依據史實應予修正之處提出不少建議,在此謹表最衷心的謝忱。 馬修·李奇微 一九六七年一月於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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