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戰(23)_喬良

二三

　　※下卷論新戰法

　　◎序

　　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
　　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

　　戰爭的指導，就像醫生給病人
　　看病一樣，是一門藝術。
　　——富勒

　　「軍事革命」的說法，對於今日各國軍事界，就像喬丹之于NBA球迷一樣時髦。除了每一項新鮮事物的出現都有其必然性因素之外，恐怕更主要的是與美國人善於製造時髦有關。一向喜歡在各種問題上執世界牛耳的美國人，非常擅長對每一項有前景的事物進行美式包裝，然後再向全世界傾銷。儘管不少國家對美國文化的入侵憂心忡忡並加以抵制，但對他們在軍事革命問題上的見解卻大都依葫蘆畫瓢，全套照搬。其結果不難料定，自然是美國人患感冒，全世界打噴嚏。因看重隱形技術而被譽為「隱身之父」的美國前國防部長佩裡，在回答中國訪問學者有關「美國軍事革命的重要成果和理論突破是什麼」的問題時，不假思索地脫口答道：「當然是隱身技術和信息技術」。佩裡的回答代表了美國軍界的主流看法——軍事革命就是軍事技術革命。

　　在佩裡們看來，只要從技術上解決了讓士兵們在山前就知道「山後面有什麼」的難題，便等於完成了這一輪軍事革命①。從技術角度去觀察、思考和解決問題，正是典型的美國式思維。其長處和短處都像美國人的性格一樣一目了然。這種把技術革命等同於軍事革命的觀念，通過海灣戰爭的形象演示，對全世界的軍隊都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和影響。幾乎沒有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會保持足夠的冷靜和清醒，當然也就更不會有人發現由美國人開始的誤解正在引起整個世界對一場遍及全球的革命的誤解。「高技術建軍」的口號像太平洋颶風一樣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登陸②，就連大洋西岸的中國也幾乎在同一時間裡濺起了回聲。

　　【①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陳伯江大校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採訪了一批美國軍界要員。陳伯江問佩裡：「美國軍事革命所帶來的最重要的成果和理論上的突破是什麼？」佩裡回答：「最重要的突破當然是隱形技術。它是一種巨大的突破。但是我要說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同樣重要的是信息技術的發明。信息技術解決了士兵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要求解決的問題，這就是：在下一座山的後面有什麼？幾個世紀以來，解決這一問題進展甚慢。最近10年，技術的進展非常之快，使解決這一問題有了革命性的辦法。」（《國防大學學報》1998年第11期，P44）作為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教授的佩裡，顯然更願意從技術角度去觀察和理解軍事革命。他無疑是一個軍事革命的唯技術論者。】

　　【②《1997年世界軍事年鑒》在「軍事形勢綜述」中指出：「1995－1996年軍事形勢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一些主要國家開始在質量建軍的框架中，突出『高技術建軍』。」美國以實現戰場數字化為目標，確立了高技術建軍方針；日本擬定了新自衛隊整備大綱，要求建立「精幹的高技術化的軍事力量」；德國提出「德爾斐報告」，謀求在8項尖端技術上實現突破；法國為提高軍隊「技術素質」，推出改革新方案；英國和俄羅斯亦有所動作；一些中小國家也競相採購先進武器，力圖使軍隊的高技術水平「一步到位」。（《1997年世界軍事年鑒》，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P2）】

　　不可否認，軍事技術革命是軍事革命的基石，但它無論如何不能被看做是軍事革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這一狂飆突進歷程的第一步。軍事革命的最高體現和最終完成只能歸結於軍事思想的革命，而不可能僅只停留在軍事技術、編制體制變革這些形而下的層面上。軍事思想革命，說到底是作戰樣式和方法的革命。軍事技術革命也好，編制體制改革也罷，其最後的結果都將落腳於作戰樣式和方法的改變。只有這一改變的完成，才意味著軍事革命的成熟③。

　　如果把軍事技術革命稱作軍事革命第一階段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正處於這次革命至關重要的第二階段。軍事技術革命的接近完成在多大程度上為新階段的開始做了充分的鋪墊，也就在多大程度上給這一階段進行思想作業的人出了難題：軍事技術革命使你可以在更大範圍選擇手段的同時，必將使你在同樣範圍內受到這些手段的威脅（因為壟斷一種技術在今天遠比發明一種技術要困難得多）。這些威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由於手段的多樣化而變得無邊無際，真正讓人有一種草木皆兵的感覺。任何方向，任何手段，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而你除了能清楚地感受到威脅的存在以外，卻很難一下子弄清楚——威脅來自何方？

　　【③除了那種把軍事技術革命等同於軍事革命的看法之外，許多人更願意把軍事革命看成是新技術、軍隊新編制和新軍事思想結合的產物。如，美陸軍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的斯迪文·麥茲和詹姆斯·凱維特在他們的研究報告《戰略與軍事革命：從理論到政策》中談到，「所謂軍事革命，就是在軍事技術、武器系統、作戰方法和軍隊組織體制諸方面同時而相互促進的變化，使軍隊的作戰效能發生一次飛躍（或突變）」。（美陸軍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研究報告《戰略與軍事革命：從理論到政策》）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關於軍事革命的研究報告，也認為軍事革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托夫勒把軍事革命與文明的更替等量齊觀，就顯得有些大而無當。】

　　長期以來，無論是軍人還是政治家，都已經習慣於用一種定式進行思考，即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主要因素是敵國或潛在敵國的軍事力量。而20世紀最後十年發生的戰爭和重大事件，則在不動聲色地向我們出示相反的證明：軍事威脅已經經常不再是影響國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儘管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的領土爭端、民族紛爭、宗教衝突以及勢力範圍的劃分，仍是人們干戈相向的幾大動因，但這些傳統因素已越來越多地與攫取資源、爭奪市場、資本控制、貿易制裁等經濟性因素交織在一起，甚至讓位於這些因素，形成威脅某個或某些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的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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