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20師征戰實錄(14)_孫科佳

一四

　　「報告，」副官走了進來，「八路軍120師師長賀龍返回晉西北，路過此地。」

　　董其武聽罷，放下筆墨，說道：「快做準備，我親自去迎。」

　　董其武見到賀龍後，高興地說：「雖分別數日，但如隔三秋，懇請賀師長在大武鎮住上幾天，小弟以盡地主之誼。」

　　賀龍生性好交朋友，他暗地尋思：董其武乃山西國民黨軍事骨幹，應與他們搞好關係，以利共同抗日。於是慨然答應。

　　董其武喜不自收，急忙吩咐屬下設專宴為賀師長洗塵。還專門請來正在離石的戰動總會主任、愛國將領續范亭和戰動總會武裝部長程子華作陪。

　　董其武的祝酒辭剛結束，賀龍便端著酒杯笑著說道：「今天，咱們吃的是國共合作飯，要吃好啊，不要搶。」一語雙關。董其武、續范亭、程子華等人皆心領神會，滿座笑聲不已。

　　閒聊中，董其武讓副官拿來一個精製的小盒，然後打開，裡面擺放著一支十分精巧的日制小手槍。董其武笑著對賀龍說：「這支小手槍是我珍藏的心愛之物，特贈送賀師長以資紀念，請賀師長笑納。」

　　賀龍接過手槍，打量片刻，連聲說道：「好槍，好槍，我要用這支手槍多打幾個鬼子，以表對董師長的謝意！」

　　席間董其武問賀龍：「你們八路軍為什麼打仗那麼勇敢，那麼堅決？看看我們國軍，一碰到日本鬼子就垮，這是為什麼？」

　　賀龍說：「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嘛！連隊裡有共產黨支部，班裡有黨員。為什麼打仗，怎麼打法，都給講得清清楚楚。打仗前，大家要開會討論一番，弄明白了，自覺自願往前沖。所以，我們打仗，敵人連我們的一雙草鞋也揀不著。」

　　賀龍還分析了山西前期抗戰的情況。他告訴董其武，忻口會戰時，他曾去過前線，朱德、周恩來等人也去過前線，多次建議閻錫山要採取積極防禦的方針，可是蔣介石、閻錫山一味消極抵抗，軍事指揮上漏洞百出，否則日軍進攻不會那樣順利。

　　賀龍走了，匆匆趕回晉西北。然而，這次會面卻給董其武印象很深，經久不忘。後來，在解放戰爭著名的平津戰役中，董其武毅然率部起義，脫離國民黨陣營，投入人民解放軍的戰鬥行列。

　　作為抗日根據地，晉西北有自身的特殊情況。國民黨在晉西北的軍隊，在數量上較八路軍多得多。閻錫山在晉西北設有第二區和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代行國民黨省政府的職權，直接委派縣長。閻錫山還在晉西北建立了反動的群眾組織「公道團」。這樣，在晉西北就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局面。如何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如何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是擺在120師面前的一個十分重要而複雜的工作。

　　中共「十二月會議」之後，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王明那種在統一戰線中的投降主義路線，沒有在全黨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在晉西北、120師內卻有著一定的影響。

　　在一段時間裡，尤其是收復7城後，閻錫山憑藉晉西北軍事力量上的優勢與八路軍相對抗。面對這種情況，120師內有人提出用遷就、讓步和捧場的辦法維繫統一戰線，給放手發動群眾、壯大抗日民主力量帶來了一定困難。

　　賀龍不能容忍這種現象，他尖銳地批評說：「這叫什麼統一戰線，亂彈琴！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腳，讓人家把你搞掉嘛！」

　　他義正辭嚴批評國民黨在晉西北消極抗戰，指責國民黨政府機構給八路軍製造困難的行徑，力求排除發展抗日進步勢力的障礙。

　　然而，有人卻認為賀龍這種堅持獨立自主的態度會損害統一戰線，並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建議將賀龍調離120師，去延安「學習」。

　　「砰！」賀龍一拳砸在桌子上，憤怒之情溢於言表。他對黨內同志的這種作法不能理解。

　　「老賀呀，要冷靜嘛。」關向應走過來安慰著。他很理解老戰友此刻的心情。他也認為，藉口將賀調去「學習」，這種方式極為不妥。

　　賀龍望著關向應說道：「向應同志，我就是不能理解，為什麼黨內總有一些同志生怕破壞統一戰線，為什麼總有一些人喜歡背後搞一些小名堂！」

　　賀龍喜歡直來直去，一貫反對那種內部互相爭鬥的傾向。早在蘇區黨內「肅反」時，賀龍就大聲疾呼過：「自己為什麼要搞垮自己？」

　　1933年1月初，夏曦應賀龍提議召開了他和賀龍、關向應3個人參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會議討論了三個問題：一是恢復根據地和整頓紅三軍；二是打下一個縣城以便休整部隊；三是停止「肅反」。賀龍提出：全力恢復湘鄂邊根據地，以鶴峰為後方向比較富庶的湘西發展，先取得桑植，為久已疲憊的部隊取得一個適於休整的地區。夏曦同意恢復根據地，卻反對整頓紅三軍和停止「肅反」。他認為洪湖失敗的原因是「暗藏在黨、蘇維埃和紅軍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組派的破壞」；主觀上錯誤「是反機會主義鬥爭不徹底和對反革命的黨的警覺性異常不夠」，所以主張在紅三軍中進行清党（審查黨員、重新登記），並且繼續「肅反」。賀龍堅決不同意。關向應支持賀龍，夏曦指責他右傾。賀龍力爭說：「肅反停一個時期，以後有反革命再說嘛！」夏曦堅決不同意，賀龍無奈，找關向應說：「你當書記，我們開個會選一下，選出誰是誰。」關向應嚴厲批評賀龍無組織無紀律，賀龍有苦難言。

　　後來賀龍回憶說：「那時，我是個新黨員，只懂得遵守黨的紀律和服從組織決定，肅反的後期與夏曦確也有過多次尖銳的鬥爭，但最後總是認為按黨的紀律只能服從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進行肅反，還批評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開展肅反不力。當時國民黨強大，我們弱小，鬥爭殘酷。中央說有反革命打進蘇區和紅軍，我們也是相信的。後來，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殺人，其中有許多人都是從大革命時期就跟我的，怎麼會是改組派呢？我才懷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進行鬥爭。夏曦說我是軍閥出身，我倒不怕，是不是他說我是軍閥，我就變成軍閥，我心裡有數。只是怕弄不懂黨的政策，搞錯了。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規定，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中央代表、中央分局書記更有最後的決定權。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對，只要中央分局書記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捕殺師、團幹部，我和夏曦爭，從來爭不贏。對基層人員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釋放。夏曦皺著眉頭不吭聲，人也就放了。這類情況我幹了許多次。保大的，保不下來，只好服從。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我向關向應政委建議讓他代替夏曦當中央分局書記，關向應嚴肅地批評了我。我那時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搞垮自己？心裡很苦。」

　　此刻，關向應望著賀龍那痛苦的面容緩緩地說道：「中央會理解你的，有機會，我要向中央說清楚這件事情。」

　　後來，毛澤東就這件事同關向應談話時，批評了那種在統一戰線中放棄獨立自主的錯誤傾向以及將賀龍調離120師的錯誤意見。同時，對賀龍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賀龍總有三條嘛：一、對敵鬥爭堅決；二、對党忠誠；三、聯繫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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