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29師征戰實錄(7)_劉泰

七

　　這些都是蔣介石政策中不屈服的方面。蔣介石對日採取的對策的另一面是不擴大。早在1935年國民黨五大上，蔣介石就提出了「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七·七」事變後，這個政策仍然沒有變。幾年前還在江西指揮若定、叱吒風雲，調動國民黨幾十萬軍隊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的委員長現在在日本人的進攻面前感到有些底氣不足，有些心虛了。他一再強調，「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要有真實的估計。」同時也為自己「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找到了理由，實際上就是為他「不抵抗政策」找到了理由。

　　在此，我們不能不想起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毛澤東在分析中日雙方力量對比時，也承認中國是一個弱國。但毛澤東以哲人的眼光透過中國的弱看到了中國強的方面，透過日本的強看到了日本弱的方面，得出弱中有強，強中有弱的結論。

　　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透視能力上的這樣一點區別，使他們所得結論雖不能說大相徑庭，但卻有伯仲之分。毛澤東從民眾中尋找到了力量的源，用充滿自信的目光來看待充滿希望的中國抗戰，認為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但中國是由弱到強的一方，在經歷了戰略防禦、戰略相持階段後，必然要發展到戰略反攻。

　　毛澤東站在陝北的窯洞前關注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在廬山講話中，蔣介石還是本著「不擴大」的精神，希望求得「七·七」

　　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蔣介石方針的後半部分——不擴大，將其方針的前半部分——不屈服的光彩抵消掉了很多。不擴大或是為了苟且偷安，或是為了騰出手來對付共產黨，「攘外必先安內」。無論是哪一種，都與「西安事變」前的不抵抗有相通之處。既如此，整個政策也自然就被染上了奴性的色彩——以前挨的打就算了，再來打我就不行了。

　　儘管如此但蔣介石畢竟在被逼之下已經走上了抗戰的道路。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雖表示「今後我絕不剿共」，並在行動上有了一些表示——1937年1月，國民黨軍隊終止「剿匪」，撤消設在西安的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改設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等等。但蔣介石堅信，「一國之中，決不能有性質與精神不同之軍隊」，一國之中，決不能有兩個政府。細細品味，蔣介石實際上始終沒有放棄反共、消共、融共的信條。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反共的調子雖然比以前低多了，但仍然將中共列為「取消」、「停止」的對象。在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的五屆三中全會上，他不顧中共為實現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所提出的要求和保證，強行通過了《關於根除赤禍之決議案》。在此決議案中，蔣介石要取消在紅軍名目之下的武裝，取消蘇維埃政府，停止階級鬥爭，也就是停止反對蔣介石政府的一切行動等等。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無暇他顧，特別是「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

　　9月下旬，蔣介石在談話中明確表示：「對於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于本党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這次談話蔣介石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這樣，國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但蔣介石本性難改。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會議討論了政治、軍事形勢，調整了軍事部署。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了抗戰到底，決不妥協的方針和對日作持久消耗戰的戰略，主要成果是積極的。

　　但是，由於正面戰場軍事壓力的減緩，會議又提出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卻極大地破壞了抗戰以來形成的國共兩黨為主、多黨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削弱了抗戰力量。這是後話。

　　蔣介石在整個抗戰階段一直在戰與和的問題上走鋼絲，在聯共還是反共的問題上走鋼絲。但誰也不怪，是蔣介石自己把自己逼到了鋼絲上。

　　※4.向山地遊擊

　　§堅持不遠離山地

　　1937年9月16日，劉伯承奉八路軍總部的命令率129師向東進駐富平縣莊裡鎮地區，準備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雖然八路軍已在9月11日按國民革命軍統一戰鬥序列改稱第18集團軍，但廣大指戰員仍按老習慣稱呼自己的部隊為八路軍。在感情上總覺得，儘管第18集團軍前冠有「革命」二字，但八路軍的稱謂似乎比第18集團軍更帶有革命的色彩，更能反映紅軍紅色的本質。

　　9月20日，劉伯承接到了毛澤東17日中午簽發的電報《關於敵情判斷及我之戰略部署》。這是一封及其重要的電報。由於電報是發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林（彪）聶（榮臻）、賀（龍）蕭（克）、劉（伯承）徐（向前）」的，所以，當電報經八路軍總部轉到劉伯承手裡時，已是3天之後。劉伯承看著電報不住地點頭，由衷地佩服毛澤東的戰略眼光。在電報中，毛澤東決定改變原定全部在冀察晉綏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區創造遊擊根據地的計劃，而令115師、120師、129師分別依託晉北恒山、晉西北管涔山及晉東南太行山開闢根據地。

　　早在8月10日，毛澤東在給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的一封電報中，指出：根據山地戰與遊擊戰的規則，紅軍應在位於冀察晉綏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區，向著沿平綏路西進及沿平漢路南進之敵作側面的襲擊戰，配合正面友軍戰略上的行動。

　　毛澤東考慮得很周密、很細緻。在8月10日的一封電報中，毛澤東又具體地談到了「出動路線，因洛川至府谷千餘裡無糧，延安南北八百里顆粒無買（機關糧食從晉西與西安買來），因此決不能走陝北，只能走韓城渡河經蒲縣、孝義、汾陽到大同集中。」所以，八路軍3個師都是從黃河西岸的韓城縣芝川鎮渡口渡過黃河的。8月17日，毛澤東又在一封電報中指出：八路軍北上時，「不走平漢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馬上車，至代縣下車，向目的地集中。」同平漢路相比較，同蒲路方向可以不遠離山區，隨戰局的發展，可以隨時轉入山地進行遊擊戰爭。山西的地形是東西兩側為山地，中間為一列串珠狀盆地，自東北向西南有大同、忻州、太原、臨汾、運城等盆地。毛澤東選擇的路線和他的一貫思想是一致的：不遠離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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