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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北京陷落(2)

　　兩天后，人民解放軍堂堂皇皇進入北京，街上擠滿了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學生，當然也有小市民，可是他們跟站在兩旁看熱鬧的國軍的殘兵敗將一樣，臉上充滿了疑懼。那絕對不是一個萬人空巷以迎王師的場面，但卻是年輕學生們長久盼望的日子。他們在街頭興奮的奔跑，扭著秧歌，還在旁邊用口琴斯斯文文的伴奏（秧歌是東北農村插秧時的民間簡陋舞蹈，跳起來時，你說它有多醜，它就有多醜，那是一個絕對上不了檯面的舞蹈）。可是，共產黨既然提倡它，它就成為青年們的光環，很多學生乘著還沒有塗掉國徽的國軍十輪大卡車，在街上賓士高歌。

　　就在東單，突然間一個國軍少校軍官在馬路上把魚貫而進的車隊攔下，抓住駕駛座右座的兩個大學生，一面哭，一面咒駡：「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大學生，政府對你們有什麼不好？當我們在戰地吃雜糧的時候，你們吃什麼？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麵粉、肥肉。可是，你們整天遊行，反饑餓，反暴政。你們饑餓嗎？八路軍進城那一天起，你們立刻改吃陳年小米，連一塊肉都沒有，你們卻不反饑餓，今天還這個樣子的忘恩負義，上天會報應的，不要認為會放過你們。」

　　那位少校已經失去理智，一邊哭，一邊罵，一邊毆打，一時間全街都呆住了。最後還是他的同伴把他強制架走，才沒有惹下大禍。

　　這時候，北京只剩下一家報紙，那就是《世界日報》，它的老闆成舍我（後來他在臺北創辦世界新聞學院，保護了不少被蔣家父子迫害走投無路的知識份子）雖然不在北京，但他的這份報紙，卻是北京孤舟短暫行程中的一盞明燈。每天，當報紙出來的時候，成群結隊的讀者，圍在貼報欄下，默默讀著沒有經過共產黨審查的新聞——這恐怕是共產黨有史以來，准許新聞自由的幾天。

　　《世界日報》刊載國軍反攻部隊，正向天津及楊村挺進的消息，間或隱約暗示艦隊逼進大沽。淮海大戰雖只結束二十余天，國軍雖早退守長江以南，事實上不可能立即捲土重來，向千裡外的孤城發動攻擊，不過沉到海底的人，連動盪的海草，都會當作是救生繩索。北京城裡國軍的那些殘兵敗將竊竊私語的轉告，心裡燃燒起不應該燃燒起的希望。但我對這份報紙永難忘記的卻是，它正在連載張恨水先生的一篇小說《開門雪尚飄》，描寫抗戰勝利後，復員回到北京的一對年輕夫婦，丈夫是一個位置低微的小職員，太太漂亮非凡，丈夫的同事和丈夫的高幾級的長官，都向她展開攻勢。有一次，妻子應邀參加舞會，丈夫尾隨著進入警衛森嚴的大院，從大廳窗子向裡偷窺，只見妻子貌如天仙，而那些自己平常見面向他們鞠躬、他們連一聲「哼」都不會回應的高級長官們，現在一個個笑容滿面奉承諂笑的圍繞著自己的妻子，作丈夫的心都凍結了。我還記得小說中，宴會後那天晚上回家，他們夫婦的簡單對話：「我們不應該那麼早結婚，」丈夫嘆息說，「你不屬於我這個階層。」

　　「天不早了，睡吧！」作妻子的說。

　　這樣的對話真是傳神，我當時就想：「我寫不出來。」

　　故事的結果是，第二天一早，丈夫一覺醒來，妻子已不在身邊，桌子上留了一封信，寫了幾句措辭簡單的抱歉的話，向丈夫告別。丈夫驚慌的打開屋門，發現已下了一夜的雪，雪花片片，仍在院子裡飄，連妻子的腳印也看不見了。

　　這正是抗戰勝利後的故事，大概因為我太早嘗遍世態炎涼，所以使我感到特別盪氣迴腸。

　　這份自由報紙大概出了十天，就被共產黨查封。查封的術語是：剝奪國民黨特務的反動武器。於是，黑暗的北京就更黑暗，共產黨對付政府屬下的知識份子，唯一的辦法就是遣送他們返鄉生產，也有一部份人被人民大學、華北學院之類的統戰機構吸收。日子拖下來，每一個年輕人口中都在互相稱呼革命同志，我受不了那種虛假，有一種不能忍耐的衝動，共產黨的同志愛是制式的，一種紙花的美麗，比國民黨的同志愛還不可信賴。我決心繼續逃亡，向幾千公里外從沒有去過的南方疆土逃亡。

　　然而我哪裡都不能去，因為身上沒有一分錢，連蹲在街頭吃碗「茶湯」的錢都沒有。就在陰曆年的除夕（那應該是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了），正在常鹹六家中發呆，徐天祥走進來，坐在我對面，問說：「你走不走？」

　　「我想走，可是我沒有錢。」

　　「國民黨已經完了，你往哪裡走？走到哪裡，共產黨追到哪裡，最後還是落到他們手中。記不記得陸秀夫的話，一辱不可再辱，你已經被遺棄一次，不要再被遺棄一次。」

　　「再辱也沒有關係，」我說，「我受不了這種窒息。在一個有自由的地方，擺地攤擦皮鞋也是高興的。」

　　天祥笑笑看著我。

　　「可惜，」我沮喪說，「我身無一文，寸步難行。」

　　天祥從口袋中慢慢的抓出一迭銀元，放在桌上，一個一個把它迭起來，迭得高高的，用手指數了數，整整十四元。然後，把它推到我面前，輕輕的說：「拿去。」

　　「這算什麼？」我問。

　　「這算你的路費，拿去就是了。」

　　「你哪裡來這麼多錢？」

　　「你不要管，拿去就是了。」

　　「你自己為什麼不用！」

　　「國民黨氣數已盡，沒有生存的希望，我就留在北京。」

　　十四元，足夠我逃到上海。於是急急聯絡幾位東北大學的朋友（那時孫建章已隨著十六軍撤退）匆匆結伴南下。我們的行程是由北京坐火車到天津，再由天津坐汽車到濟南，由濟南坐火車到坊子，穿過無人地帶，再到仍在國軍據守中的青島，然後從青島乘船到上海，到上海後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於是那一天（大概二月十日左右），在常鹹六家脫下軍服，換上百泉初中同學這時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杜繼生所贈的長袍，和幾個朋友，跟幾個月前從瀋陽出走的情形一樣，在晨曦朦朧中，悄悄打開大門，悄悄踏上街道，回頭向杜繼生、常咸六夫婦告別，冷風刺面，我連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麼！然而，也就這樣的，我離開了北京古城，擠上滿是殘兵敗將的火車，只聽汽笛最後一聲哀鳴，忽然想起來，遠在輝縣，我於逃亡後才生下來的女兒冬冬，又想到留在息縣的另一個女兒毛毛。刺臉的寒風，從臉上移向心頭，碎成片片。面對茫茫前途，孑然一身，這一年，我二十九歲，一生努力，化成一片模糊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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