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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瀋陽陷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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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日報》的登記,政府始終沒有批准,國民黨是一個愚笨的黨,它嚴厲的控制報紙的登記,認為可以箝制新聞自由,所以四〇年代真正中國人的心聲,反映在當時的雜誌上,而不反映在報紙上。不過,幸而政府沒有批准,如果批准,我們的損失將更慘重。 更大的挫折來自於整個時局的變化,國軍在東北擁有最精銳、最現代化,而且遠征過印度的武裝部隊——新一軍和新六軍等,他們從軍服到武器,全是美式裝備。可是,經過兩年內戰,東北剿匪總司令從熊式輝到陳誠,從陳誠到以飯桶聞名於世的衛立煌,甚至身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中正,也親自到東北視察。後來,蔣中正被選為中華民國總統,種種措施和聲勢,都不能挽救東北的危機。四平街一戰之後,以守城受到舉世尊敬的陳明仁將軍,突然被中央撤職,軍法審判。大家已經發現,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已公然向民心宣戰。局勢遂像從山頂滾下來的墜石一樣,不可收拾,各大城市紛紛淪入共產黨之手。最後,偌大的東北只剩下一個瀋陽和一個錦州。瀋陽街頭的人數一天比一天減少,不但高官富商紛紛逃亡,連貧苦的小市民也紛紛搭飛機遠走北京。 貧苦小民搭飛機逃難,寫下了中國社會史上最重要的一頁。設在北京的華北剿匪總司令部雇用民航公司的飛機,把大量軍糧和武器運往東北,飛機回程時,艙位全空,瀋陽有些單位就利用這個空艙,疏散他們的員工,當員工疏散得差不多後,空艙依舊。有些人就利用機會,包下空艙,向民間出售機票,從中賺取傭金。 不管誰申請買票,都要東北剿匪總司令部批准,以堂堂的剿總之尊,竟去處理小民的機票,荒謬得不但使人失笑,也使人震驚。報紙上也有人作溫和的攻擊,認為「剿總」應該掌握大局,不該過問雞毛蒜皮小事。「剿總」反應十分激烈,叱責他們是匪諜的言論,企圖掩護匪諜逃往北京,之後就再也沒有批評的聲音了。這小故事隱藏著一個大的意義,事實上,「剿總」官員,沒有任何大事可做,批准機票就是他們唯一能做的大事。整個軍事行動——戰略的、戰術的、後勤的,以及陸海空軍聯合作戰計畫,剿總都不經手,而由蔣中正在遙遠的南京決定,甚至一個團的出擊或撤退,都由他直接指揮。「直接指揮」應該是國軍在這場大規模內戰中主要失敗的原因之一。歷史上處處可以看到直接指揮的悲慘結局,只是,所有自命不凡的頭目,總是喜歡直接指揮,因為,只有直接指揮才可以顯示自己的權威和英明,十分過癮。 東北的末日終於來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我冒冒然去北大營第三軍官訓練班,探聽能不能領到薪俸,發現北大營全然一空,官兵們已全部撤退到瀋陽市區。息縣那次被隔絕在城外的鏡頭,重現眼前,我大為恐慌,急行折返瀋陽,發現國軍押解了約有一兩百人的解放軍俘虜,進城囚禁,那些俘虜竟高興得好像排隊去看電影,街上有一種詭異的氣氛。回到大東日報社時,廚夫告訴我說,解放軍已經進入市區,住在炮子墳(炮子墳距大東日報只有二十分鐘路程)。這時候,我才看到當天出版的《新報》,四十五年後,仍記得它的頭條標題: 瀋陽城外 共匪不多 我沒有心情看內容,只感覺到這樣的標題,令人啼笑皆非。傍晚時候,街上已經沒有行人,我、徐天祥、孫建章、廖衡,擠在樓上小房間裡,面面相對,說不出一句話。我再一次遇到前途盡毀的悲劇,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間,又化成雲煙。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瞭解的新世界,我是一個失敗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歲了,我們四個人唯一的財產,只剩下那位將軍支持我們的二、三十袋麵粉,又能坐吃幾天? 第二天上午,解放軍大批進城,車隊也魚貫而入,穿著灰色棉軍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車上擠成一團,解放軍中有些女孩子(使我想到「青幹班」時一些女同學)還打開胸前的鈕扣,讓懷抱中的嬰兒吃奶,震天的歌聲和笑聲,一輛一輛的在大東日報社前面賓士而過。我不知所以的面對著他們的歡樂,這幅畫面,深刻的印在腦海。四十年後,回想往事,這些歡樂的林彪部隊的年輕女孩,以後有沒有受到他們自己人的慘酷鬥爭? 我去遼東文法學院打聽消息,一位元組長滿面愁容的坐在那裡,告訴我說:「真糟糕,我們學校好不容易在偽教育部立案,現在,又要重新申請立案了。」 我一時沒有聽懂。 「偽?哪個偽教育部?」 我以為指的是滿洲帝國教育部,因為人們都喜歡在滿洲帝國所有的單位加上一個偽字。 「當然是南京偽教育部!」 這是我看到的第一條變色龍,真不瞭解他怎麼會變得這麼快,而臉上一點也沒有難為情的痕跡,早上還稱中央教育部,中午就自動加上了「偽」。回顧兩年來,東北朋友自動稱「偽」的那種心情,有深刻的感受,「真」與「偽」完全跟著政治氣象走,片刻都不遲疑。我悵然若失的回到大東日報,門口已有解放軍的崗哨。他們的規定是,人可以自由出入,不聞不問,但東西只可以帶進,不可以帶出。這是我和共產黨第一次接觸——掃地出門。 事實明顯,我們即令想苟延殘喘的留在瀋陽,也不可能。第一、我們是外省人;第二、我們所擁有的幾十袋洋面,在掃地出門政策下,實際上已被他們全部吞沒。於是,決定放棄一切(其實這時已沒有「一切」了,只剩下兩肩一口),逃亡北京。 我、徐天祥和孫建章三個人這次逃亡,有一個特別的方式,那就是脫下平民便裝,穿上臨時買來的國軍軍服,唯一不同的是,把軍帽上的青天白日國徽拿掉。前一天晚上,我們聚集到遼東文法學院辦公室,第二天淩晨,就以國軍打扮,雄赳赳、氣昂昂的,走向瀋陽火車站,想買一段南下的車票,能買到哪裡就買到哪裡。我們所以改穿軍服,因為那正是共產黨所實行的寬大政策和既往不咎時代、統戰心戰的顛峰。凡是國軍,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的「還鄉生產」。我們恰好抓住這個機會,如果再遲幾天,共產黨政策一變,那就插翅難飛。四十年後,我和孫建章在臺北被調查局逮捕,一個叫李尊賢的調查員問口供問到這裡時,把筆憤然的投在桌子上,發出磔磔的冷笑,大聲叱駡說:「你們竟然能穿國軍的衣服走出匪區?這就夠了,你們證實你們自己是匪諜。」 當時除了這套軍服外,每人還拿了一張通行路條,至於這三張路條是哪裡來的?已無法記憶。好像一張是孫建章用肥皂刻了一個圖章,另兩張是解放軍發的貨真價實的通行證,我們從別人的手中買來,用去墨水改造的。 走到瀋陽車站後,暗暗的吃驚,偌大的車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聲沸騰,這時竟然靜悄悄的,鴉雀無聲,變成一個古老的廢墟。其實,倒並不是沒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兇暴得不可一世的國軍官兵,現在卻是那麼有秩序的魚貫排列在各個售票視窗,有的甚至排到車站外的廣場上,有的像S形轉來轉去。吃驚的是,沒有一個人吵鬧和大聲講話,也沒有一個人插隊,好像一夕之間,都成第一流國民。 徐天祥在一旁說:「共產黨真行!」 我回答說:「不,這是恐怖下的產物,中國人沒有管束自己的能力。」 抗戰末期,政治腐敗到極點,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軍風紀也完全蕩然,國軍和土匪海盜,沒有分別,不要說從來不排隊,甚至從來不買票。一旦巢穴傾覆,只好排隊買票,而且還排得這麼規矩,只不過失去靠山,膽都碎了。 售票視窗打開,才發現南下的火車只能買到皇姑屯,而皇姑屯距瀋陽只有一站。我們到了皇姑屯,安靜的出站,站外擠滿了農家用的馬車,這正是鄉下人農閒賺外快的時候。我們雇了其中的一輛,南下山海關。這是一趟奇異經驗的旅途,入夜之後,馬路兩旁湧出大批全副武裝的人民解放軍,緊夾著馬車進發。這批解放軍是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南下攻擊北京,人民解放軍軍風的嚴明,使我們咋舌。在黑暗中,那些徹底執行軍令的戰士,常常高聲發問:「你們是哪個部隊的?怎麼有車可坐?」 我總是回答:「我們是國軍。」 當對方一時聽不懂,或弄不清楚什麼是國軍時,我就作一個總結說:「我們是蔣匪!」 那些純樸的戰士們就一言不發,從沒有一個人刁難。馬車夫有時還吆喝他們:「讓路,讓路!」 他們每次也都踉踉蹌蹌的讓路,見慣了國民政府軍隊的兇惡,我從內心對解放軍生出敬意,這豈不是古書上所說的:「婦孺與王者之師爭道!」 解放軍的行動跟傳統的行軍方式,恰好相反。他們于夜間上路,天亮時進入村落,分住民家,早飯後,門口從來不站崗哨,一個村落裡,雖然駐紮了大軍,但是外表一點也看不出來。他們的崗哨都站在屋頂上,居高臨下,一覽無遺。除了解放軍,還有成群結隊,沒有錢雇車的國軍殘兵敗將,他們帶著乾糧,低著頭,有時混在第四野戰軍的行列中,一步一步南下,跟解放軍的方向雖然一樣,卻擁有兩樣心情。 就在山海關附近,我看到一個國軍軍官,斷了一條腿,鮮血一滴一滴的滴在路上,他雙肩架著支架,一步一跌,跌下後再艱難的自己爬起,然後再一步一跌。他是湖南人,他說他要回家,家裡還有母親、妻子,還有弟弟。他在新六軍當少尉,眼睛大大的,十分清澈。我送給他一塊大頭,他收下來說,他將來定要回報。 多少多少年後,海峽兩岸開放,來台的很多大陸軍民重回家園,這位軍官下落不知如何,恐怕已成春閨夢裡的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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