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在別處(32)_有令峻

三十二

　　賈經理走了十幾分鐘，韓立冬卻又接到了他打來的電話：「韓局長，有一箱五月鮮，您要送人的工夫，先打開看看。」

　　韓立冬就明白那裡邊放了東西了，忙去查看。看了一箱，全是紅尖白桃。又打開另一箱，只見桃子上邊放了一個信封，拿起來看看，是一袋子大票。掏出來數數，是5000元。就想，這個事兒可不行，抽空得給他送回去。

　　晚上9點多，韓立冬在縣招待所參加完一個酒場騎自行車回家。走到離望荷橋還有十幾米時，忽聽有個女人叫他，下了車，回頭一看，卻是秀娟。秀娟走近了他，先客氣地問了幾句局長這麼晚還忙工作呀，又說了不少感謝他給表弟辦了調動的話：「俺和玉兒老想請請您，又怕請不動您這大駕，還怕給您造成不好的影響。」韓立冬笑笑說：「一點兒小事，不用謝，也不用請。」就要上車。這時秀娟機警地四下看了看，離他更近了些，低聲道：「韓局長，我跟您說幾句玉兒的事。」

　　「玉兒?」韓立冬心裡一顫，本來挺熱的臉更熱了。就跟她走到沉荷灣邊柳樹下的黑影裡。

　　秀娟換了一種稱呼，說：「韓大哥，玉兒家裡的事，你可能還不大瞭解。她爹是梨花寨的苗家老戶。她奶奶生了四個孩子，其他三個都是五六歲七八歲上生了病沒錢治早夭了，只剩下玉兒她爹一條根兒。玉兒她媽是西邊幾百里的外地人，經一個親戚介紹來的。剛來的工夫才19歲，長得又瘦又黃，玉兒爹大她五歲。兩人結婚以後，玉兒媽老是病病歪歪的，到二十三四歲身子才壯了些，生了個兒子雷子，30歲那年生了玉兒。按說兩口子長相都不算太漂亮，可兒子個頭躥到一米七八，是那種英俊小夥。玉兒就更不用說了。」接著，秀娟就把玉兒高三沒上完，為了哥哥雷子就業和小香結婚，輟學就了業，19歲讓來永強行占了，不滿20歲改為23歲結了婚，老挨打挨駡，還給綁在一把老梨木太師椅上，上老虎夾板、刺青、灌獸藥等等諸多事情講了一遍。說，「玉兒原先只知來永給她灌的是刺激性挺強的藥，不知道是獸藥。後來，我的一個瓜蔓子表弟三猛來找我給辦獸醫營業執照，發牢騷漏了一句『給來永那小子的老婆都配好了藥，他娘拉個蛋的連個證都不給辦』。我這才知道給玉兒灌的是讓牲口發情的獸藥，恨得我大罵了三猛一頓。後來告訴了玉兒，把她氣得渾身直打哆嗦。」又講了來永父母和來永的諸多劣跡。「這個老來是真行，商業局和以前他幹過的幾個單位，都搞得不怎麼樣，眼看快『放學』了，嗨，不知是啥關係，倒弄了個縣政協副主席，副縣級。聽說是地區裡有人。」又說，「玉兒是個好女子，可她的命真可憐!您這當局長的，多關心著她點兒。如果玉兒離了婚，就徹底解脫了。反正又沒留下孩子。」

　　秀娟的一席話，雖聲音不大，卻如一串串驚雷在韓立冬頭上轟轟直響。但他仍不動聲色，說：「我知道了。玉兒的情況，你就不要對任何人講了。你跟她是好姊妹，要多關心她。」秀娟點點頭，又告訴了韓立冬自己單位上和家裡的電話號碼，說：「韓大哥，您有事就給我打電話。我能辦的，一定盡犬馬之勞。」

　　胡泊記起李長勝讓他聯繫丁琳的事，就先打查號臺，查了西郊木材廠的電話號碼，打過去，通了，卻是業務科。胡泊問：「請問，丁廠長辦公室的電話是多少?」對方沒好氣地說：「知不道!」「砰」地扣了話筒。胡泊想這人咋這麼熊?又問查號臺，答覆還是業務科的這個號。胡泊靈機一動，又撥木材廠業務科，卻換成了普通話，慢悠悠地打著官腔道：「喂，西郊木材廠嗎?我是區政府辦公室，請你們丁廠長接電話。」業務科的人口氣頓時大變：「噢，噢，區政府呀?請你直接要丁廠長辦公室。」接著就告訴了號碼。胡泊撥了號，是個女士接的。胡泊說：「喂，丁琳嗎?我……」對方忙說：「噢，您找丁廠長?請稍等。」丁琳接過話筒，問：「哪一位?」胡泊自報了家門，丁琳笑起來：「好幾年不聯繫了，怎麼想起老大姐來了?」胡泊說：「兩個事兒，一是單位垮了，我下海了，你那邊有什麼業務，我可以幫著幹幹。特別是拍廣告照片做宣傳的活。二是……李長勝想……」丁琳忙打斷了他：「嗯，過十分鐘，我給你打，好吧?」胡泊知她那邊有外人在場，說話不方便，就告訴了這邊的電話號碼。

　　十幾分鐘之後，電話來了。胡泊說：「不愧是女企業家，時間觀念挺強呀!」就說了李長勝想跟她見見面的事。丁琳長歎了一口氣，說：「胡泊，你不知道，當年為這事兒，差點兒把我鬧出了精神病。見好?還是不見好?」胡泊就把李長勝的工作單位、電話號碼、傳呼號、手機號都告訴了丁琳。丁琳說：「胡泊，我先謝謝你!這事兒，我再考慮一下。業務上的事，有了線索，我就告訴你。」

　　胡泊的父親原是市汽車修理五廠的電工，母親是一個小百貨商店的營業員。母親生了他之後，身體一直不大好，就沒再生育。胡泊高小剛畢業，「文革」就轟轟烈烈地爆發了。汽修五廠的工人沖著市委分成了兩大派，一派是「砸爛」，一派是「捍衛」。「捍衛派」裡老工人、優秀工人多，「砸爛派」裡調皮搗蛋的工人多，甚至還有幾個刑滿釋放分子。廠長的位置被一個造反派孟司令取代，叫革委會主任。孟司令看中了胡泊父親懂電會擺弄收音機，就派人動員他「反戈一擊」，加入「砸爛派」，給司令部去管理「喉舌」擴大器和高音喇叭。胡泊父親卻堅決不幹。孟司令覺得丟了面子，捏造了個罪名，說胡泊父親在家里弄個收音機偷聽敵臺，伺機叛逃，讓人把他抓了去，批鬥毒打了好幾場，最後給扣上了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監督勞動改造。父親一倒楣，妻子兒子也跟著受了連累，成了「反屬」。

　　胡泊上了初中後，不但當不上紅衛兵，還常受到幾個「紅五類」出身的同學的謾駡。胡泊雖不敢反駁，可打心底裡恨透了那個孟司令。只有從小一塊兒光著腚長大的同班同學李長勝、金大章不歧視他，還常找他一起玩。有的孩子欺侮他，李長勝、金大章就站出來護著他。過了一年，胡泊16歲了，個子也躥到了一米七。他瞅准了已當上局革委會副主任的孟司令每天下午下了班要打護城河上的一座石橋過，初冬的一天傍晚就悄悄地埋伏在橋頭下邊。見孟司令騎自行車上了橋，他像一隻猴子靈活地沖了上去，連人帶車子把孟司令推下了護城河。河裡全是骯髒的臭水爛泥，孟司令好不容易才從冰涼的泥水中爬上了岸，去向公安局報了案，說是「階級敵人陷害紅色革命造反領導幹部」。公安局的人查了好多天，也沒找到肇事者，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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