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多情玩伴(01)_李春平

一

　　1、半碗米可以喂飽一個詩人

　　無聊的時候我就想到了玩伴。不想做飯了，到趙德發那裡蹭飯去！讓他們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飽一個詩人！

　　只做醜陋人，不做醜陋事。這是我的信條。不要看我醜陋，不要看我土氣，不要看我不善言辭，也不要看我周身帶著秦巴山地的泥土氣息，可我卻是以一位詩人的眼光看待我們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還有一些詩意，我就能一把將它抓住，並穿透它的五臟六腑，七顏

　　八色。別的不行，我就這點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越來越覺得我有滋味，說我是個聰明的信得過的有點詩意的人。與玩伴們快活地相處，是人生的一種最基本的樂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進入六月就不行了，孩子們過了歡快的節日，無憂無慮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煩惱都留給了大人。生活象一塊乾裂了的土地，且不說長出好莊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於每一個玩伴打電話問我目前的狀態時，我都毫不猶豫地說，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時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時候，這傢伙趁我不注意就高飛遠走了。跟我同時失眠的還有空調。自從我失眠後，空調在晚間就沒關過。它將一個碩大的四方腦袋伸在外面吐故納新，無怨無悔地陪伴著我。看著它那聲嘶力竭的樣子，使我想到某種鞠躬盡瘁的獻身精神。我根本睡不著。一閉上眼就是亂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將，鈔票，詩歌，甚至還有明天在哪家蹭飯的問題，一齊湧現出來。這些亂七八糟的事物輪留在我腦子裡登臺亮相，揮之不去。我常常在深夜三四點鐘起床泡一包康師傅，那個老頭的形象成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形象之一，我知道這傢伙給不了我多少營養，但卻能給我充饑。來這麼一包我就能管到天亮。當並不美好的朝陽從視窗照射進來時，我就該入睡了。於是我開始把手機關掉，把電話線拔掉，中斷對外一切資訊。然後，我在雜亂無章的睡夢中迎接每一個陽光燦爛的中午。這是人類可以忽略我的一個時段。當我一覺醒來時，往往正是人家下班的時候，我又該到朋友家去蹭飯了。讓他們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飽一個詩人——我的要求如此簡單。

　　這時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這些朋友，更確切地說是玩伴。稱他們是朋友，是因為跟他們都有交情。稱他們是玩伴，是因為我們許多時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實質和意義的載體。我跟現代大多數人一樣，不喜歡板著面孔過那種純粹的日子，還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同勞動需要工具一樣，玩伴在玩耍中就顯得尤其重要了。這裡所說的玩伴是指小胖子，趙德發，歐陽一虹等等。每當我和他們一起玩過，大家各自回家之後，我就有種喪魂落魄的感覺。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沒有了這些玩伴，往後的日子還怎麼過。

　　枯燥，乏味，無聊，它們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滿了我的每一個日子。時間在我面前已無足輕重了，以前視為最寶貴的東西現在卻成了負擔。什麼一寸光陰一寸金，這話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開交時說的。一旦不忙了，就會迅速貶值。你會覺得時間真是個怪物，你恨它，愛它，需要它，嫌棄它，卻一輩子也擺脫不了它。象個多面體的女妖，美麗、殘忍，而可怕。天氣是越來越熱了。我的全部詩興都被高溫蒸發了，再臭的詩也寫不出來了。我發現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麼詩意，所謂的詩意只是詩人們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從作協朋友那裡借來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歐陽一虹小姐陪著我看。她是經濟報記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會的時候認識的。因為她是女孩，我們談不上是什麼好朋友，但朋友還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裡不方便，就租房住到外面了。這是一個追求個性自由的時代，作記者的歐陽一虹更是如此。女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樓下。我住604室，她住503室。電話一打她就上來了。我們一邊喝茶，一邊坐在沙發上看《鋼琴課》。她看哭了。這是個多愁善感的女孩，感情一碰就變形的那種。劇情動人處，她淚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剛才喝下去的茶全從眼睛裡冒出來了。這使我明白了一點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種形式，眼淚是稀釋了的歡樂和笑聲。我開玩笑說：「水再缺，南水北調工程也不缺你這點水資源。留著自己用吧。」歐陽一虹一甩秀髮，沖我一笑，擦乾眼淚，準備回去了。她要趕寫一國有企業改制的長篇專訪，過幾天要見報。所以得「趕」。從某種意義上講，記者跟詩人幹著同樣的活，都是手工業者。又都屬於熱衷於感受現實生活的一類人。不同的是，他們用囉索的語言反映精彩的生活過程，我們用精煉的語言描寫囉索的生活片斷。出門時，歐陽一虹說：「張大哥，以後這類傷感的片子別讓我看。給你澆了地，你還不說聲謝謝。」

　　歐陽一虹踏著清脆的腳步聲走了，聲音隨著樓梯往下滑去。我開始做飯。懶洋洋的，象一個消極怠工的三流廚師。正在準備切菜時，突然覺得一個人吃飯是件極其無聊的事。太沒勁了。乾脆不做了。準備下午在外面混一頓算了。於是我重新回到電視機前，一邊看碟子，一邊剔牙。我牙縫很大，蟲蛀的。這成為我醜陋的一部分。我生長在西北農村，15歲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麼東西，16歲時才刷牙。當我開始學會刷牙時，牙齒已經壞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學時牙縫就已經很寬了，別人跟我說話時，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縫，然後才看到牙齒。就跟我們看盲人，首先是看見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臉一樣。特徵的東西總是最先映入眼簾。我通常飯後一段時間牙不舒服。有同學開玩笑說，往後建議老師每天給我開一節必修課，讓我專門清理牙齒，打掃口腔衛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劉小巴是比較關心我的狀況的。他在繁忙的警務工作之餘打來電話，問我在幹什麼。我告訴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肉炒青菜，全卡在牙縫裡了。我不喜歡用牙籤，容易傷及牙根。直接用小指頭在嘴裡尋找。這樣不文明，但卻方便。我終於從牙縫裡摳出了一點卡牙的東西，以為是瘦肉，拉出來卻是青菜。小胖子就笑，又問：「還幹什麼了？」我說，還有上周吃飯的碗還沒洗，得先在水裡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個上進者的高昂姿態說：「張大哥，你應當找點事情幹幹，哪怕找幾個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個人呆在屋子裡，悶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說：「你們他媽的都忙，我找誰玩去？」

　　小胖子說：「你去找趙德發玩。趙德發也是一個人。他一下班就沒事了。」

　　說起趙德發我就想那個臉長得圓圓胖胖的年輕人，戴著眼鏡，看起來文質彬彬。我懷疑他跟某個電視節目主持人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長得高一點，更好看一點。他是浦東電腦城的老闆。電腦城裡最大的樓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經創造過一天賺錢30萬元的輝煌記錄。趙德發是南京人，37歲。以前是搞建築的，手下有個掛靠在別人旗下的建築公司，其實是個包工頭。在建築行業賺足了錢，覺得幹那活太辛苦，便轉向電腦了。再說，他作為一個包工頭，手頭就只幾百萬，真正要進入房地產是不行的，錢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擠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一點，趁早改行了，進軍東上海電腦市場。在我廚藝興趣濃厚時，每天跟燒菜節目主持人學做一個家常菜，趙德發經常和小胖子一道來我家品嘗。他看見電視上的漂亮女孩就希望鏡頭永遠不要移動，鏡片後面的眼珠子像是怒目圓睜，發出那種叫人不安的火光。他是個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歡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開放之前，這小子就該槍斃三回。不過這不怪他，近十多年來，我們的偉大時代培養了一大批象他這種雄心勃勃的男人。

　　只做醜陋人，不做醜陋事。這是我的信條。不要看我醜陋，不要看我土氣，不要看我不善言辭，也不要看我周身帶著秦巴山地的泥土氣息，可我卻是以一位詩人的眼光看待我們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還有一些詩意，我就能一把將它抓住，並穿透它的五臟六腑，七顏八色。別的不行，我就這點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越來越覺得我有滋味，說我是個聰明的信得過的有點詩意的人。與玩伴們快活地相處，是人生的一種最基本的樂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進入六月就不行了，孩子們過了歡快的節日，無憂無慮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煩惱都留給了大人。生活象一塊乾裂了的土地，且不說長出好莊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於每一個玩伴打電話問我目前的狀態時，我都毫不猶豫地說，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時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時候，這傢伙趁我不注意就高飛遠走了。跟我同時失眠的還有空調。自從我失眠後，空調在晚間就沒關過。它將一個碩大的四方腦袋伸在外面吐故納新，無怨無悔地陪伴著我。看著它那聲嘶力竭的樣子，使我想到某種鞠躬盡瘁的獻身精神。我根本睡不著。一閉上眼就是亂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將，鈔票，詩歌，甚至還有明天在哪家蹭飯的問題，一齊湧現出來。這些亂七八糟的事物輪留在我腦子裡登臺亮相，揮之不去。我常常在深夜三四點鐘起床泡一包康師傅，那個老頭的形象成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形象之一，我知道這傢伙給不了我多少營養，但卻能給我充饑。來這麼一包我就能管到天亮。當並不美好的朝陽從視窗照射進來時，我就該入睡了。於是我開始把手機關掉，把電話線拔掉，中斷對外一切資訊。然後，我在雜亂無章的睡夢中迎接每一個陽光燦爛的中午。這是人類可以忽略我的一個時段。當我一覺醒來時，往往正是人家下班的時候，我又該到朋友家去蹭飯了。讓他們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飽一個詩人——我的要求如此簡單。

　　這時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這些朋友，更確切地說是玩伴。稱他們是朋友，是因為跟他們都有交情。稱他們是玩伴，是因為我們許多時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實質和意義的載體。我跟現代大多數人一樣，不喜歡板著面孔過那種純粹的日子，還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同勞動需要工具一樣，玩伴在玩耍中就顯得尤其重要了。這裡所說的玩伴是指小胖子，趙德發，歐陽一虹等等。每當我和他們一起玩過，大家各自回家之後，我就有種喪魂落魄的感覺。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沒有了這些玩伴，往後的日子還怎麼過。

　　枯燥，乏味，無聊，它們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滿了我的每一個日子。時間在我面前已無足輕重了，以前視為最寶貴的東西現在卻成了負擔。什麼一寸光陰一寸金，這話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開交時說的。一旦不忙了，就會迅速貶值。你會覺得時間真是個怪物，你恨它，愛它，需要它，嫌棄它，卻一輩子也擺脫不了它。象個多面體的女妖，美麗、殘忍，而可怕。天氣是越來越熱了。我的全部詩興都被高溫蒸發了，再臭的詩也寫不出來了。我發現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麼詩意，所謂的詩意只是詩人們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從作協朋友那裡借來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歐陽一虹小姐陪著我看。她是經濟報記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會的時候認識的。因為她是女孩，我們談不上是什麼好朋友，但朋友還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裡不方便，就租房住到外面了。這是一個追求個性自由的時代，作記者的歐陽一虹更是如此。女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樓下。我住604室，她住503室。電話一打她就上來了。我們一邊喝茶，一邊坐在沙發上看《鋼琴課》。她看哭了。這是個多愁善感的女孩，感情一碰就變形的那種。劇情動人處，她淚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剛才喝下去的茶全從眼睛裡冒出來了。這使我明白了一點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種形式，眼淚是稀釋了的歡樂和笑聲。我開玩笑說：「水再缺，南水北調工程也不缺你這點水資源。留著自己用吧。」歐陽一虹一甩秀髮，沖我一笑，擦乾眼淚，準備回去了。她要趕寫一國有企業改制的長篇專訪，過幾天要見報。所以得「趕」。從某種意義上講，記者跟詩人幹著同樣的活，都是手工業者。又都屬於熱衷於感受現實生活的一類人。不同的是，他們用囉索的語言反映精彩的生活過程，我們用精煉的語言描寫囉索的生活片斷。出門時，歐陽一虹說：「張大哥，以後這類傷感的片子別讓我看。給你澆了地，你還不說聲謝謝。」

　　歐陽一虹踏著清脆的腳步聲走了，聲音隨著樓梯往下滑去。我開始做飯。懶洋洋的，象一個消極怠工的三流廚師。正在準備切菜時，突然覺得一個人吃飯是件極其無聊的事。太沒勁了。乾脆不做了。準備下午在外面混一頓算了。於是我重新回到電視機前，一邊看碟子，一邊剔牙。我牙縫很大，蟲蛀的。這成為我醜陋的一部分。我生長在西北農村，15歲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麼東西，16歲時才刷牙。當我開始學會刷牙時，牙齒已經壞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學時牙縫就已經很寬了，別人跟我說話時，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縫，然後才看到牙齒。就跟我們看盲人，首先是看見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臉一樣。特徵的東西總是最先映入眼簾。我通常飯後一段時間牙不舒服。有同學開玩笑說，往後建議老師每天給我開一節必修課，讓我專門清理牙齒，打掃口腔衛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劉小巴是比較關心我的狀況的。他在繁忙的警務工作之餘打來電話，問我在幹什麼。我告訴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肉炒青菜，全卡在牙縫裡了。我不喜歡用牙籤，容易傷及牙根。直接用小指頭在嘴裡尋找。這樣不文明，但卻方便。我終於從牙縫裡摳出了一點卡牙的東西，以為是瘦肉，拉出來卻是青菜。小胖子就笑，又問：「還幹什麼了？」我說，還有上周吃飯的碗還沒洗，得先在水裡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個上進者的高昂姿態說：「張大哥，你應當找點事情幹幹，哪怕找幾個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個人呆在屋子裡，悶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說：「你們他媽的都忙，我找誰玩去？」

　　小胖子說：「你去找趙德發玩。趙德發也是一個人。他一下班就沒事了。」

　　說起趙德發我就想那個臉長得圓圓胖胖的年輕人，戴著眼鏡，看起來文質彬彬。我懷疑他跟某個電視節目主持人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長得高一點，更好看一點。他是浦東電腦城的老闆。電腦城裡最大的樓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經創造過一天賺錢30萬元的輝煌記錄。趙德發是南京人，37歲。以前是搞建築的，手下有個掛靠在別人旗下的建築公司，其實是個包工頭。在建築行業賺足了錢，覺得幹那活太辛苦，便轉向電腦了。再說，他作為一個包工頭，手頭就只幾百萬，真正要進入房地產是不行的，錢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擠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一點，趁早改行了，進軍東上海電腦市場。在我廚藝興趣濃厚時，每天跟燒菜節目主持人學做一個家常菜，趙德發經常和小胖子一道來我家品嘗。他看見電視上的漂亮女孩就希望鏡頭永遠不要移動，鏡片後面的眼珠子像是怒目圓睜，發出那種叫人不安的火光。他是個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歡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開放之前，這小子就該槍斃三回。不過這不怪他，近十多年來，我們的偉大時代培養了一大批象他這種雄心勃勃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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