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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1

  1994年深秋的某天,我的母親因癌症去世。當時我正在武漢大學讀書,為了某學科的結業考試,竟未能參加母親的葬禮,我是事後從父親和大哥的敘述中知道母親死前的情形——那天,風好大,母親堅持要父親打開她床前的窗戶,窗外有一棵古老的楓樹,樹葉漫天漫地,母親的目光就在這些樹葉間飄忽。她的聲音也是飄忽的,哭完大兒呼小兒,呼完小兒喚孫兒,最後,她喊了一聲"英兒",即我,便失聲了。母親顯然是有話要對我說,很久很久,她的嘴都沒有閉合。父親拿過紙和筆,母親的手其實已無力拿起那支纖細的 圓珠筆,但終於拿了起來,並斷斷續續地寫了一個"書"字。字很大,有整本書那麼大,當父親交給我時,我感覺到它的份量。

  母親在長沙住院期間,我曾去看過她。正值盛夏,母親的病房裡沒有空調,我跑很遠的路買來一個冰袋。那晚,母親躺在冰袋上,身體極為難得的竟沒有一絲疼痛,母親說起了她的一生。母親出生于名門望族,其父曾在黃埔軍校當過教官,與民國時期軍事家、愛國名將傅作義是至交,母親是傅作義的乾女兒。高貴的出身為母親帶來過榮耀,如穿著從國外帶來的花格子襯衫坐在包廂裡看梅蘭芳演戲。然而,文革時也為她帶來了磨難。母親的故事是可以入書的,我說:"我想寫下來。"母親說:"寫吧!我想活著看到我兒寫的書。"又說:"還是帶著你的書到我的墳前來燒吧!"

  母親是土葬的,葬在湘西的山水裡。這一年寒假,我回到湘西,跪在母親的墳前,我沒有燒一張紙錢,母親的一生都不缺錢,即便是到了那邊也不會缺的。母親缺什麼我知道,她極度輝煌極度虛榮過,她亦希望她的兒女能幫她延續這份輝煌這份虛榮。

  我始終沒能寫下母親的故事。

  2

  1998年,我南下深圳。不幾年,哥哥也來了,在某廣告公司任總經理。一日,我們談起了久違的文學。哥哥天賦異稟,且博覽群書,有著過人的口才和深邃的思想。在哥哥的鼓舞下,我忽然又有了寫作的念頭,之後便寫寫停停,晃晃悠悠。哥哥說:"你必須堅持每天碼三千字!"我感覺自己是在碼牆,文字變成了一塊塊沉重的磚頭。繼而,又感覺自己是在碼多米偌骨牌,不知道哪一天,我的夢想就會隨著這些字兒一起倒塌,一個接一個。

  2003年伊始,因種種原因,哥哥又回到了湖南株洲,臨行前,哥哥看了我的小說,這時我已寫了有十幾萬字,哥哥說:"是珍珠,"——所謂珍珠,是我對自己的文字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形容。"不過被埋在草裡面,你要學會除草,否則你就會被你的讀者當草一樣的鋤掉。"我說:"我不願意做草,我是花。"哥哥說:"花過無影,你去悟。"這天,我們一起背誦了宋代詞人張先那首著名的《木蘭花》。

  小說的完成是在2004年的中秋佳節,我和哥哥坐在他株洲的家裡,我們分吃了一個月餅,之後,他打開電腦,就小說最後一章的某段做了調整,並加了這樣一句話:生命是上帝饋贈的一件禮物,死神無時無刻不在覬覦,並隨時予以掠奪。

  六天后,2004年10月5日,在長沙至株洲的高速公路上,我的哥哥遇車禍身亡,年僅四十。我始終記得六天前的那個中秋之夜,月色清明,點點楊花飛舞,花過無影……

  中庭月色正清明

  無數楊花過無影

  我將這兩句宋詞刻在了哥哥的墓碑上。

  3

  和哥哥一同遇車禍身亡的還有我的父親。哥哥是駕駛員,父親坐在他的右邊,當救護車趕到時,哥哥早已經死了,父親則死在去醫院的路上——父親親眼目睹了親生兒子的死亡。殯儀館,父親的遺容雖經過休整,卻依然顯得魔怪森然,尤其是那雙眼睛……

  我始終覺得這場車禍與我有些關聯。父親住在常德,他是為了看我而來株洲的。其實,我應該去看他,卻因為小說剛剛完成,忙於出版等瑣事而未能成行。出事的前一晚,父親還在電話裡說:"我寫了一副對聯,等你的小說出版了,我就高高地掛在正門口。"

  父親擅長寫聯,他常說這在他們老家是一門手藝,而父親的手藝卻是祖傳的。父親的爺爺是鄉里的一個秀才,一筆好字,出口成章。父親的手藝還為我的小說添了一個亮點。書中之第六章有這樣一副對聯:

  雨過天晴高山格外壯麗

  時來運轉陋室依舊悠然

  橫批:來日方長

  便是出自父親之手。

  2003年7月,我接父親來深圳看病,父親是坐飛機來的,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坐飛機,我去機場接他,問他暈不暈機,他搖頭的動作很像一個孩子。父親得的是帕金森綜合症,幼稚是此種病的特徵之一。我又問他飛機上有什麼新鮮事,父親繼續搖著他的頭,說:"沒什麼新鮮的。就是坐我旁邊的老頭,他的女兒也在深圳,他總向我炫耀他女兒有錢,俗!我懶得理他,只輕描淡寫地告訴他:我女兒是個作家!"

  給父親看病的是個民間中醫,傳說很神,他的診所距我住的地方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我每天陪著父親往診所跑,加之煮飯煲藥,寫小說的時間自然少了許多。父親很是內疚,幾次鬧著要回家,他一鬧我便教訓他,那情形完全是家長和孩子的角色互換。

  一天中,父親最高興的事情便是晚飯後邊散步邊和我談我的小說。他總是換好鞋,雙手擱在膝蓋上,腰背筆挺地端坐在門口等我。父親是個刻板的人,有一天下雨,他硬是讓我陪著在門口的人行天橋上來回走了兩個小時。

  父親總想幫我做點什麼,我說:"不如你來幫我改稿子吧!"父親便嚴肅了一張臉,說:"充其量改幾個錯別字。"父親是在謙虛,其實我這點所謂的文學根底都是他給的。八歲,他要我讀《牛虻》《紅樓夢》。那個年代,在偏僻的湘西,一書難求。我十歲那年,父親撿了一本散文集,如獲至寶,親自包了封面,要我從頭至尾地背……

  第六章中的那副對聯,可以說是我為了給父親找事做而別具匠心加上去的。父親是個極其認真的人,幾易其稿,書中這一稿他和我都很滿意,我逗他道:"等書出版了,我一定要注明這副對聯的作者,你老人家要出名了。"父親一本正經地回答我:"我一定繼續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

  這便是我和父親最後的相處。

  我回到父親在常德的故居,我沒能找到父親為慶賀我的小說出版而寫的那副對聯

  4

  父親在深圳呆了三個月,其實,我陪伴他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月,其餘的時間都是田姨在照顧他。

  田姨是父親的第二任妻子。

  田姨來的那天,我去火車站接她,天很熱,她卻穿得很多,滿身的包裹,像只駱駝,她竟為我帶來一大袋子書,全是我小時候讀過的。她說:"你是寫書的人,這些書派得上用場。"

  我在診所的附近為田姨和父親租了一套小房子,父親怕吵著我,極少給我打電話,也不准田姨打。田姨說我瘦,怕我寫壞了身子,做了好吃的總忘不了叫我,我不去,她便親自送了過來。她是一個鮮少出門的人,父親常說她出了門就會把自己弄丟,而她第一次來我的住宅便記住了路。一天,她送來了她最拿手的燜豬腳和紅燒魚,坐在一邊看我吃,眼睛裡有母親的味道。走時,她對我說:"你有時間還是去看看你爸爸,他很想你。"

  我終於去看父親了,田姨正在給他做按摩,滿頭大汗,見我來,手也不停,說要做兩個小時,還差十分鐘。看著田姨嫺熟的指法,我的心裡很是寬慰,之後,去看望父親的次數更是屈指可數。

  父親的病總不見好轉,於是,便決定回家。走的那天,田姨的身上又掛滿了大包小裹,看著她駱駝般的背影,我對父親說:"等我的小說出版了,我要給田姨一筆錢。"父親說:"你寄給她,她要面子。"父親生怕我不知道田姨的名字,說了好幾遍,還不放心,寫在了我的記事本上。

  這錢卻永遠留在了我的承諾裡,10月5日的那天,田姨陪著我的父親一同去了。

  我的小說終於要出版了,朋友知道我的故事,稱之為一個家族的絕唱,也許吧,我不知道。

  2004年12月3日于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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