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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他說,喲我的意見還真挺重要。

  「那是。」我說,「你說什麼我總是先假設你是對的。」

  他得意:「哎這話我愛聽,那我教育你這麼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現在對這世界特別失望。」

  我說:「十年前咱們在『東方時空』,你寫過一篇文章《天涼好個球》,裡頭不是引過一句里爾克的詩嘛——『哪兒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

  離開「新聞調查」之後,有段時間我主持演播室節目,有觀眾在留言裡語帶譏諷問我:「你不再是記者了,以後我們叫你什麼呢?溫室裡的主持人?」

  是一個記者,坐在哪兒都是。如果不是,叫什麼也幫不了你。

  不管什麼節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貼在博客裡聽大家意見,陳虻當年希望我們每做完一個片子,都寫一個總結:「這不是交給領導,也不是交給父母的,也不是拿來給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給自己的總結。」

  觀眾一字一句敲下評論,一小格一小格裡發來,不容易,像電臺時期那些信件一樣,我珍重這些。有一期談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觀眾留言:「在採訪中,當採訪對象說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時,本來人家緊接著就要說農民的比例,但柴靜非要問一句『那農民呢』,故作聰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為我辯解,說這是節目節奏要求,或者需要這樣追問的回合感等等。還有人說這位留言的觀眾:「你用詞太刺激了。」

  批評我的這位寫了一句話:「當年陳虻說話也不好聽,現在陳虻去世了,我們也要像陳虻那樣對待她。」

  我心頭像有什麼細如棉線,牽動一下。

  他說得對,去打斷談話,問一個明知對方接下去要談的問題,不管是為什麼,都是一個「有目的」的問題,是為偽。

  什麼是幸福?這就是幸福,進步就是幸福。我的起點太低,所以用不著發愁別的,接下來兒十年要做的,只是讓自己從蒙昧中一點點解縛出來,這是一個窮盡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這點就踏實了。

  日子就這麼過去了。有年夏天,台裡通知我參加一個演講,題目叫「為祖國驕傲,為女性喝彩」。上學時我常參加演講比賽,通常幾個拔地而起的反問句「難道不是這樣嗎」,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勢:「擦乾心中的血和淚痕,留住我們的根!」狗血一灑滿堂彩。這麼大歲數,我實在是不想參加演講比賽了。但台裡說這事已定。當天領導辛苦地起個大早替我抽好簽,十四號。

  第一位選手已經開始,我袖口上別著十四號的塑膠圓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說什麼好。旁邊有位選手穿了件大紅裙,湊耳過來說:「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覺得有理,混一混,等會兒就結束了。包裡裝著北大徐泓老師整理的陳虻生前講課的紀錄,正好翻翻看,有的話以前沒聽過,有的聽了沒聽進去,有些聽進去了沒聽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沒注意,這當口看見刺我一下:「你必須退讓的時候,就必須退讓。但在你必須選擇機會前進的時候,必須前進。這是一種火候的拿捏,需要對自己的終極目標非常清醒,非常冷靜,對支撐這種目標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靜。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兒,退到一環,甚至脫靶都沒有關係。環境需要你脫靶的時候,你可以脫靶,這就是運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標。那是墮落。」

  「不要墮落。」他說。

  我以為我失去了他,但是沒有。

  叫到十四號時,我走上台,扶了下話筒:「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個旅店裡。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頭的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這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

  認識她,正是我十年前掙扎來不來中央台做新聞的關口。認識她,影響我最後的決定。「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這些材料也無從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在這種來不及思考的匆忙裡,才知道誰會浮現在自己心裡。

  我說了郝勁松的故事,「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點五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和我沒有什麼聯繫,但我們都嵌在這個世界當中。有一天他從山西老家寄給我一個紙箱子,剝開,是胖墩墩一大塑膠袋,裡頭還套了一個塑膠袋,紅繩子系著口。解開把手插進去,暖暖熱的碎金子一樣的小米粒,熬粥時米香四溢,看電梯的大姐都來尋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無數他人的部分組成。

  我說到了陳錫文對征地問題的看法:「他說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原因不在於土地管理法,還根源於一九八二年憲法。」在那期節目播出後,我曾收到陳錫文的短信,他說:「我們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讓人們繼續對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場座談會上,我曾經問過一個人:「你說年輕記者要對人民有感情,我們自認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說,有一年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他在路邊看見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老農民說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來賣。他拿出五百塊錢讓這農民回家。他說,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是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這個演講場地很小,水泥檯子上放了個噴塑的泡沫背景板,大紅的仿宋體寫著「為祖閩驕傲,為女性喝彩」。底下坐了兒十人,評委坐在課桌後,桌上面鋪著鮮紅的絨布。這是一個有點簡陋的場地,但人站在了這裡,這裡就是真的。

  「一個國家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這幾個字,「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聞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珍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結束後坐在台下等著離開,有位元不認識的同行移坐身後,拍了下我肩頭:「今天早上我特別不願意來,但聽你講完,覺得有的事還是要把它當真,不然就真沒意思了。」

  演講結束時間還早,我去公園。拎了瓶凍得結實的冰水,像平常那樣找個僻靜處,木凳上--躺,滿天濃蔭,蟲鳥聲無已。

  長空正滾滾過雲,左邊不遠處是湖,風從湖上來,帶著暗綠色的潮氣,搖得樹如癡如醉。更遠處可見青山,兩疊,淺藍青藍,好看得像個重影,當下此刻,避人默坐,以處憂患。

  湖在腳下,乳白色清涼的霧裡全是青草的味兒。沒有人,聽很久,茂密的草叢深處才聽到水聲。水無所起止,只知流淌,但總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亂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峽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勁兒全消,自顧自地緩下來,一個溫柔的轉彎推動另一個溫柔的轉彎,無窮無盡,連石頭都被打磨得全是圓潤結實,就這麼不知所終,順流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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