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74)_柴靜_學達書庫

七四

　　二〇〇四年，我坐在福建一個村莊的石頭磨盤上，問對面的小孩：

　　「你幾歲啦？」

　　她兩隻小辮子上系著紅色的塑膠花，怯怯地伸出五個指頭。

　　我說：「上學嗎？」

　　孩子的奶奶說：「沒有錢。」她七十五歲，房子被拆了，沒有土地，沒有社保，兒子死了，媳婦走了，幫人掃地養活娃娃，將來讓她去學裁縫掙錢。

　　「你想上學嗎？」我問那孩子。

　　「想上。」

　　她看我一眼，仰臉看她奶奶。奶奶滿面的悲苦，孩子嘴一彎，哭了。

　　老人把孩子按在胸前，無聲地哭，眼淚沿著皺紋縱橫地流。小孩子的哭聲憋著，過了好一會兒，才從胸前很悶地爆發出來，哭了很久。小仲在剪輯的時候，這哭聲隨著村莊的鏡頭，一直上升到空中響徹整個大地。

　　鎮裡親自成立開發公司，把土地賣出去給工廠，這筆錢進了開發公司的賬，再去買地。大量征的地閒置著，有個紡織廠的地荒了四年，我們的車繞著上千畝荒地轉了好久，沙填到了半人高。買地時是兩萬五千塊錢一畝，現在最低價是十六萬八千元一畝，企業不是在做生意，是在做土地買賣。

　　這種節目播出後，總有很多觀眾留言給我們，說把那些貪官污吏抓起來就好了，事情就解決了。一九九七年修訂刑法時，非法批准徵用、佔用土地就已被列入刑事犯罪，嚴厲程度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但新刑法施行十年來，到我採訪時，陳錫文說，還沒有一位官員因此入獄——因為若想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定這個罪，必須以他有「徇私舞弊」行為作為前提。也就是說，如果你抓到一個官員違法批地，但他沒有徇私舞弊，就拿他無可奈何，而你抓到他徇私弊了，判的時候大多只能以受賄罪判，與違法批地無關。

　　這個罪名變得失去了牙齒。

　　我採訪的違法批地官員，接受採訪挺坦然，一位市委書記說：「九三年分稅制改革，我現在一半以上財政收入要交給中央，剩下的這一點，要發展，要建設，經濟增長有指標，我這兒沒有什麼工業，種田也不交農業稅了，你幫我算算，我怎麼辦？也是一片公心，是吧，公心。」這是周其仁說的「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的意思。

　　我們採訪完，有的官員被處分了，逢年過節還給我發個短信，說謝謝你們當年的支持，現在我已改在哪哪任職了這話。

　　我卡住了，控訴我擅長，觀眾會在哪裡掉眼淚我也知道，可這次，這矛盾密佈的現實，要想砍一刀下去，卻如入棉被，無處著力。媒體上各派對土地產權問題的筆戰也沒有共識，幾乎人身攻擊，從譏取戾。爭議就集中解決之道上，「土地要不要私有化」。

　　實習生一邊轉著手裡的圓珠筆一邊說：「趕緊把地都給農民，讓他們直接賣給商人，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囉嗦那麼多幹什麼呢？」

　　我問他：「你將來想幹什麼？」

　　小夥子挺坦率，「當製片人。」

　　「當了製片人呢？」

　　「當台長。」

　　「當了台長呢？」

　　「影響別人。」

　　「影響別人什麼呢？」

　　「……這個還沒有想。」

　　我說：「你還是給我一個賓語吧。」一個動詞總是比較簡單的，但如果沒有賓語，它不知會落腳何處。

　　陳錫文的採訪播出後，我在網上看到一個留言。

　　這哥們是在洗腳城對著電視無意中看到的，他說聽到一個問題嚇了一跳，一腳踩進了盆底：「記者居然敢問『土地不私有，是意識形態的原因麼？』」

　　咦，這個問題怎麼了？

　　中央政府的決策是土地性質不改變，陳錫文是起草決策檔的人之一，當然只能問他。

　　陳錫文說：「我覺得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國的資源稟賦在全世界來說非常獨特。土地人均只有一畝三分八，很小的私有制規模非常快就會分化，這點土地只能維持溫飽，剛過溫飽，不能有任何風險，遭遇一點風險，就得賣地賣房子。」

　　「有些經濟學者說農民能判斷自己的生活，能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讓他自己作判斷不就行了嗎？」

　　「判斷錯了怎麼辦？現在農村沒有社會保障，賣了房賣了地誰來管？進了城要不政府管起來，要不他自己有就業。否則走第三條，出現大的貧民窟，這個社會就毀了。」

　　這期節目播後，各種地方甚至找到我這兒，說能不能讓陳主任來看看，我們這兒農民用宅基地可以換戶口，換市民身份，這保障行了吧。我說跟陳錫文沒私交，沒法帶這個話，但這個問題他說過：「社會保障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在哪個國家、哪個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講，你要獲得我的公共服務，你就要拿你的財產來？這是在製造新的不平衡。」

　　我問他：「他們認為農民是願意的呀？」

　　他可能這話聽多了，有點急了，手揮起來：「你敢跟農民說實話麼？你把他的地拿過來，給他二十萬，你賣了兩百萬，你要敢跟他們說實話，農民也願意，那你就隨便。」

　　他沉了一下氣，緩緩說：「不能再對不起農民。」

　　陳錫文說他十八歲當知青，在黑龍江當大隊出納，當生產隊長，十年後放棄一切回上海，就為了能上一個研究農村經濟的大學。他見過在強制力下中國農民一夜之間分到的土地，也一夜之間收回，知道一個出發點再良好的概念一旦脫離現實會造成什麼，「最苦的總是農民，最無奈、最無助的也總是農民」。他說自己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的轉變，認識到書本概念如果變成教條，容易像飛人雜耍一樣腳不沾地，左右擺蕩。他認為解決土地問題的前提——「先要把農民社保這條路鋪平，無論在犄角旮旯還是走到最繁華的地方，都在這張社會保障網的保護之下，都有生存的能力。」

　　陳錫文的說法不代表真理，但是提供了一個前提，當他說這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因時，土地問題回到了原本的經濟問題、法律問題、社會管理問題。不談主義，只談問題時，權威主義就不能在學術問題上存在了，人人都得用論據與事實來說話，也不能不尊重實際的現實經驗。

　　我想起周其仁當初第三句話：「不管左中右，品質最重要。」

　　老範幫著我編這個片子，到了這個部分有點愁：「你說咱片子有沒必要這麼深？觀眾會不會不容易體會？」我也沒底，這一期節目就採訪一個人，從頭說到尾，四十五分鐘。

　　我倆有點發愁，扔下稿子，一起去看陳虻。他得胃病住院，一進門，他坐在沙發上，嫂子正給他洗腳。細條病號服裡人有點瘦得打晃，但看到他烏黑的頭頂，心裡一下寬了。

　　「怕你病著，你又不讓來。」之前我發過幾次短信說來看他，他都回絕了。

　　「我也沒讓別人來，但他們都來了。」病了還是這麼一點不留情面，噎得我。

　　他說做完手術好多了，過一陣子就能出院，還是有點虛弱，在病床上側身躺著，說了兩個小時業務。給老範解釋什麼叫「深入淺出」，有位同事跟他說片子不能編太深了，「我媽說她看不懂」。他說：「思想、你、你媽，這是三個東西，現在你媽看不懂，這是鐵定的事實，到底是這思想錯了，還是你媽的水準太低，還是你沒把這思想表達清楚？我告訴你，你媽是上帝，不會錯，思想本身也不會錯，是你錯了，是你在敘述這個思想的時候，敘述的節奏、資訊的密度和它的影像化程度沒處理好，所以思想沒有被傳遞。」

　　他問老範：「『雙城的創傷』是你做的吧？」

　　老範有點吃不准他是要怎麼罵，怯怯地說：「是。」

　　「當初評獎是我主張給金獎的，爭議很大，我當時在台裡七〇一看的，最抓人的就是『雙城』。大家儘管在看的時候，一會兒說這個採訪不能這樣，一會兒說那個不對，但是誰也不走，他跳不開。我有一句話，就是片子一定要帶著問號行走，不管我們在瞭解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麼錯誤，但是這個問題本身是真的。對於記者來說是真的，對於觀眾來說就是真的。」

　　老范當年被罵得夠嗆，聽到這兒喜出望外。

　　我心想：「怎麼就不見你表揚我一次呢？」

　　他頭就轉到我這兒來了：「柴靜這個人吧……有一些眾所周知的缺點。」

　　我笑，就知道他。

　　他接下去說：「但她還是有一個特點的，她不人云亦云。」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