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58)_柴靜_學達書庫

五八

　　史密斯歎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麵包裡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裡就不放。』『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麼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蔡元培評論過：「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範圍……我國從前無所謂科學，無所謂美術，唯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

　　清朝覆亡後，北京這座中世紀都城開始現代化，需要建設用的工程藍本和施工程式，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啟鈐，只找到一本《大清會典》，這是記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權威的典籍，其中建築規範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幾十頁——怎麼做到的？所有的數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為什麼官府不記載這些技藝？朱啟鈐說：執筆寫檔的人，一看術語艱深，比例數位都繁複，寫到檔上怕上司詰問起來，自己說不清，乾脆就都刪汰了。越這樣，當官的越不懂，「一切實權落入算房樣房之手」，想寫多少寫多少，「隱相欺瞞」。

　　《中國人的性格》出版時，亞瑟·史密斯已經在晚清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書中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瞭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楣的。』」

　　照片是陝西省林業廳對外發佈的，我們採訪新聞發言人關克：「你們對外公佈虎照時有什麼依據？」

　　關克說：「我們沒有鑒定記錄，也沒有開論證會，但我們的結論是真的。」

　　「為什麼政府部門只發佈一個結論而不發佈依據？」

　　「我們這麼多年就是這麼做的。」

　　「那面對疑問，為什麼不重新組織調查和鑒定呢？」

　　「只有民間的質疑啊，沒有上級部門疑問。」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對公眾麼？」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麼看公眾的疑問？」

　　他說：「連國外的專家都沒說是假的，這些人就是不愛國。」

　　這個說法，讓我想起有個法國人曾對比著清朝時外國人的紀錄，觀察現代中國：「我馬上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他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裡都帶有乾隆帝國的全部遺傳信息。」

　　這話讓我心裡一動。但這種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鋒」。這位中科院的植物學家從一開始就很激動：「用我的頭擔保，虎照是假的，當地絕沒有超過十公分的葉子。」周正龍的語氣也一樣：「如果虎照是假的，我願意把我的腦袋砍下來。」

　　傅德志在網上發通緝令，指名道姓哪個官員是「幕後黑手」。他並沒有去過大巴山區調研，我問他：「科學研究的前提是自知無知，誰都有犯錯誤的可能，您不考慮這種可能嗎？」

　　「我豎信我是正確的。」他的答案與他的對手如出一轍。

　　「為什麼要用賭腦袋的方式呢？」

　　「我們林口的人說話都比較粗。」他說。

　　等周正龍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長的葉子，拍了照片登在報紙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會兒報紙上的照片：「看見照片上周正龍手裡的匕首了嗎？他是在威脅我。」

　　他的博客裡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騙子」。

　　周揚在八十年代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賭腦袋的結果是產生新的偏見與迷信。」

　　我問鎮坪的縣長：「如果沒有調查研究，依據的是您相信一個人的人格，您覺得這個態度科學嗎？」

　　「就我們現在掌握的情況，我們覺得是真的。」

　　我說：「您當時相信覃局長的工作，所以沒有問他要現場的核查。您認為肯定有，但是我們調查發現是沒有。」

　　他遲疑了一下：「這個情況我不太清楚。」

　　「從剛剛這個細節可以看到，這種主觀相信，有的時候是很脆弱、很難站得住腳的？」

　　他臉上有什麼僵凍的東西化了一點：「那你說的……可能對這個有一點忽略。」

　　以前「新聞調查」老說啟蒙，我一直以為是說媒體需要去啟蒙大眾。後來才知道康得對啟蒙的定義不是誰去教化誰，而是「人擺脫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寬容。」陳虻從認識我開始，說到最後一次。

　　我聽煩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樣的標準來要求我。」

　　「你要成為一個偉大的記者，就必須這樣。」

　　「我不要成為一個偉大的記者,我只要做個稱職的記者就可以了。」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

　　「因為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說的是對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談，我都氣急敗壞——有這樣的領導麼？你管我呢？

　　過陣子明白點的時候，臊眉搭眼再去問他：「人怎麼才能寬容呢？」

　　他說：「寬容的基礎是理解，你理解嗎？」

　　後來我做節目，常想起這句「你理解嗎」，才明白他的用意——寬容不是道德，而是認識。唯有深刻地認識事物，才能對人和世界的複雜性有瞭解和體諒，才有不輕易責難和讚美的思維習慣。有這樣一個心理的定位，採訪的姿態上也會有些變化。

　　採訪鎮坪的林業局局長時，問他對媒體的疑問怎麼看。他說：「我們不想他們怎麼想的，野生華南虎在鎮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說：「覃局長，我們都非常願意相信華南虎在鎮坪存在。只是我們知道在國際上認定物種的存在，需要有幾個前提條件，首先是要發現活體，其次是發現屍體，要有影像資料，然後是有研究者的目擊。」

　　他愣了一下說：「關於你說的這幾點我確實還不知道。」

　　換作以前我可能會問：「您是林業局局長，連這個也不知道嗎？」把他堵在牆角，微笑看著他。現在覺得，一個五萬人的山區縣城，一個剛剛從黨校校長調來當上林業局局長的人，不瞭解此類專業的知識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麼能不知道」，而是「那麼現在你知道了，怎麼面對」。

　　覃局長仍然說：「華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會再逼一下，「但是公眾有質疑的權利」，但現在我的目的不在通過一段採訪，將某人推向極端或者讓他難堪。我問他：「在這樣重大的科學結論上，是否應該更嚴肅更科學更有所保留比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採訪中有與對方討論的心態，因為我漸漸知道，有時偏見的造成是利益和庇護，也有無知和蒙昧。媒體重要的是呈現出判斷事物應有的思維方法，而不是讓一個人成為公敵。

　　但不管怎麼問，覃局長的回答仍然是：「當然要科學，但我認為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這個詞，他重複了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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