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花燭，隔壁(1)

一

　　重逢易

　　已經三天了，我在焦慮中度過了三個不眠的夜晚。

　　仍然沒有印鐘添的任何消息，不知道他接受怎樣嚴酷的審問，不知道他是否已經為別人承擔下了所有的罪名。

　　檢察院，法院，市政府……上上下下有點關係的人我全都找遍了，統統千篇一律的回答，像串謀過一般：放棄吧！這個案子已經沒有轉圜的餘地了，死刑！

　　死……那個前不久剛執著一枚鑽戒說要陪伴我一生一世的男人，要被剝奪去生存的權利，我怎麼可能放棄？！

　　「不！我不會放棄！我相信他是無辜的，我一定要救他，不管花多少錢，不管用什麼方法……」我對律師事務所的陳律師說。

　　我是一個醫生，我的病人不到咽下最後一口氣，我都不會放棄，更何況印鐘添——那個在我最艱難的時候，陪我走過來的男人！

　　「你能交出全部的贓款嗎？如果能交出來，有機會改判無期。」

　　贓款？那可是上億啊。我捏著銀行卡的手心浸滿了汗。

　　這張卡裡存著我這幾年的全部積蓄，二百萬，加上我正掛在仲介出售的房子和家當，也不過三百多萬。

　　我有些急了。「他根本沒有貪污那些筆錢，我怎麼拿？！他根本沒有罪，為什麼要判他死刑？！法律是幹什麼的？」

　　「有沒有罪不是你說的算，也不是我說的算，那要看印秘書自己怎麼說！」

　　這也是我最擔心的，萬一印鐘添一時糊塗自己認了罪，誰都救不了他。「陳律師，你沒有別的辦法嗎？」

　　陳律師無奈地沉吟良久。「要不你去上面疏通疏通吧，你在北京有關係嗎？」

　　是啊！南州市副市長的秘書因貪污巨額建設款被抓，副市長也被隔離審查，難辭其咎，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誰敢趟這趟渾水，簡直是不要命了。

　　也許，真的只有上面的人有辦法。

　　到了北京，幾經輾轉，仍求助無門。在我近乎絕望的時候，我意外地和一個不肯透露真實姓名和職位軍區的幹部聯繫上了，中間通過了我一個朋友的朋友的同事，繞得遠了點，但絕對信得過。

　　我和他約在一個僻靜的茶樓見面，只見他大概四十左右的年紀，穿著便裝，舉手投足還是透露著軍人的正統。他看來體型已略顯發福，沒有居高臨下的霸氣，不太像什麼高層的幹部。

　　我暗自有些失望。

　　「你就是薄冰？」

　　「嗯。」我點點頭，把手中的資料雙手遞給他。

　　他一邊喝茶，一邊看完我的材料之，不時陷入沉重的思考。

　　「這個案子還有希望嗎？」

　　他抬眼，一雙精明的眼從銀框的眼鏡背後細細的端詳著我。「有點難辦，證據確鑿，但……」

　　這一個「但」字，是我連續一個多月裡聽到的最美妙的詞。我像溺水的人抓住了稻草，明知無濟於事，卻不願鬆開最後的希望。「但？您的意思是……」

　　「也不是完全沒有轉機。如果能往深了追查，也許……」他頓了頓，意有所指。

　　我點點頭，明白他的意思。

　　這個案子明眼人都能看出來印鐘添一個小秘書沒有那麼大的膽子，欺上瞞下，貪污巨額的款項。可所有的罪證指向他，案子已經基本定了性。誰能有這麼大的能力，翻雲覆雨，把副市長推到印鐘添身上的罪名，推卸乾淨。

　　我剛剛燃起的希望，又剩下殘留的火星。

　　「我想……有個人能幫你。」

　　聽到這句話，我簡直以為自己因為長期的緊張，產生了幻聽。我又問一遍：「您說什麼？」

　　「有個人應該能幫你說上話。」他鄭重其事告訴我：「我幫你聯繫一下，你等我消息。」

　　我急忙從包裡拿出一張銀行卡，裡面存著我全部的積蓄和新賣的房款。

　　不論我怎麼說，那人堅決不收，說他只負責幫我聯繫，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想參與。

　　見他確實怕惹麻煩，我連聲道謝，收起了銀行卡。

　　第二天一早，我便接到那位元幹部的電話，他告訴我他已經聯繫到能說上話的人了，那人正在國際飯店的總統套房等我，房間是以我的名義定的。臨掛電話時，他特意提醒我：事情成與不成，只看他的態度，這是你唯一的機會。

　　我來不及細想，匆匆換上一套藍色的套裝，連裝都沒來得及化，直接趕往國際飯店。一路上我都在反復思索自己該說什麼，做什麼，如何才能表達我的誠意，並一再提醒自己：無論那人要多少好處費我都給，就算借高利貸也要給。

　　畢竟，人活著，一切才有希望。

　　在國際飯店的前臺說出自己的名字，前臺的小姐立刻雙手恭謹地捧出房卡給我。

　　「需要我帶您上去嗎？」一個服務生想我深深鞠躬。

　　「不用，我自己可以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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